徐震在微信上叫没老板，既可以解读为没顶公司老板，也可以暗示其无拘无束乃至“无法无天”的自由状态。上面原创的内容以图为主，偶尔有大段的长文字也多半都是复制粘贴过来的，以警示不要上当受骗、对社会现象不公表示嘲讽为主，图片则多有种憋着逗你一乐的“企图”。徐震说自己是一个很随便的人，读书不多，也从不严谨地学习。他自认为很简单，“遇到一个什么事儿会有什么反应，这就是一个价值观，很直接很自然”。他用这种态度生活，也用这种态度创作。 “我们不是先有一个多牛逼的想法或思路，或想反应一个多深奥的问题再去创作，我们就是兴之所至，我是艺术家，我的工具是艺术，结果做的有趣不就行了吗？”在徐震眼里，自己的创作道路上从来没有遇到过多大的槛儿，“没钱没展览没机会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没钱就赚钱，没展览就自己做一个，这是今天这个时代最大的好处。”
让徐震如鱼得水的不仅仅是这个时代，更是他的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于学院派的阳春白雪，徐震更青睐野蛮的生长方式。在他看来，想做好艺术评论家，必须像动物学家观察动物那样去研究艺术家的成长，而他自己观察社会的方式也更原始、更直接。很多艺术家在工作室里工作，平常时间里生活，顺便感受世界，有想法时再回到工作室的状态去思考。徐震从没有这个围墙的概念，“这个社会，我们不要让它把你逼回工作室。” 一开始，徐震在正确的道路上就没能走出多远。从上海工艺美校中专毕业后，徐震也打算考大学，“浙江美院连准考证都不给我，说我画得太差”。辗转来到北京后，徐震一边报考了央美的进修班，一边和北京自由散漫的艺术家混在一起，“在进修班两三天后就发现要是四年都画人体是件多无聊的事。”于是徐震决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段时间里，徐震被“艺术家是你说自己是艺术家就是艺术家吗？”这个问题困扰。很快，他就发现这是外界强加过来的伪问题，太注重结果可能带来的好处反而会限制创造力的发挥。
2001年到2008年，徐震参与了上海比翼艺术中心的一项工作，八年时间里，他的工作是跟几百个艺术家聊天。“基本上看到各种材料、各种工具和各种艺术家，以及他们在不同心态、状态下的工作。”一开始徐震会从前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后来他慢慢发现，每个人面临的问题不同，而艺术也并非斤斤计较的算计，没有必要扬长避短，策略化地去搞艺术。“艺术到后面就是自己把自己搁进去，有的人说坚持，有的人说一条道走到黑，你很难迎合什么东西，迎合的东西很快就没了。” “大多数人都局限在道德、技术、人情、艺术史等等各方面，限制自己的想象力，当然我这样好像有点太宽泛，好像什么都能弄，但也的确是这样的。这个展览比较明确地表现了我们什么都想弄的气概。”最近，徐震在尤伦斯举办了一场名为《没顶公司》的回顾展，展出他出道以来的主要作品。不同于其他的回顾展，从不循规蹈矩的徐震巧妙地将作品本身作为材料来使用。他将不同时期的作品重新组合，呈现出一种新的关系。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荒谬且超现实，映射了被信息淹没的现实生活。“当各种信息扑面而来时，你必须要做出选择，而艺术家所要做的就是营造这样一种现场。”
这个现场看似芜杂散乱，其实秩序井然，中轴线的安排一目了然，两侧对称陈列着相似但不尽相同的历年作品。其间散乱行走着一群穿着病号服的精神病患者，这组颇为感性的作品名为《3月6日》，这天是徐震的生日，“我觉得自己是不是也像一个神经病一样，跟随这个社会，使人不安”。尽管徐震给演员规定了“与观众保持着一米五的距离紧紧跟随，期间不许说话，眼睛盯着观众的背部，不许和观众对视”等规矩，但显然现场效果要差得多。对此他并不介意，“你后面赖不唧唧跟着一个随随便便的人，这不是很中国吗？” 中国特有的现状对徐震来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在国外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回国就是穷山恶水真快活”。最近，徐震被纽约军械库艺术展（Armory Show）选为2014年展会委托艺术家。艺术展执行总监诺阿•霍洛维茨说徐震是“敏锐的煽动者”。在西方人眼里，徐震始终是一个使用各种艺术媒介质疑当代中国背景下的各种社会政治禁忌，同时表达自己忧虑的人。然而在他自己眼里，政治不过是日常的一部分，“今天中国没什么是不政治的，可咱们谁都没投过选票，公民的基本素质也差不多都已经放弃了，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没有，你就得另外想办法去实现自己在这个社会中连带政治艺术所有的一些看法了。”
对于徐震来说，一旦看清了各种框架的虚无，作品本身便能焕发生机。没定公司像徐震的一块试验田，播种一个想法进去，作品便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以意识形状博物馆为例，几年前，当博物馆还只是一本书的容量时，徐震就想好了要在这个简单的动机之上有所超越。他考虑能否将所有的宗教动作连起来，像瑜伽一样做成对身体有好处的体操，在体育教练的帮助下，几个月内，徐震就推出了一套意识形态操。“我觉得这已经不只是一个行为艺术了，你可以去推广这个想法，推广真的对健康有帮助的动作。”除此之外，在搜集资料时，徐震还敏锐地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类学工程，不失为一种对人类历史重新观看的角度。意识形状博物馆由此诞生。诞生于此的还有此次展出的上下佛像等作品。“博物馆就像一个资源库，我们会使用这些信息，在完善一个作品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启发产生新的作品。”徐震说，在未来，意识形态操可能会出现夫妻共同完成的部分，博物馆盒子也会不断变大。
破釜沉舟的气概、愈发敏锐的艺术嗅觉和旺盛的好奇心共同构成了今天的徐震，在被问到生意人如何做好艺术家这个问题时，徐震给出的答案是：“你要回到一个非职业的状态里来，回到一个人，无论创作、规划展览还是赚钱都要整个融入，你的创造力就会在各个层面上得以体现”。作为生意人的徐震和作为艺术家的徐震，通过这个展览证明了彼此之间不仅没有干扰，同时还有帮助。
商人徐震的艺术逻辑
记者：作为艺术家的徐震和作为品牌的“徐震”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
徐：徐震作为一个品牌，表现了我们对艺术的一个看法。如今，展览的是商品，卖得才是艺术品。首先要有一个产品，产品就是“徐震”。我要把艺术落实到一个很具体的工作上。人们都在讨论资本跟文化的关系，这就是一个时代特点。但我觉得应该把商品做得艺术一点。不要甘心沦为一种商品，所谓的艺术一点就是它的商品的可能性，至于它能做到什么程度就要看我们实际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徐震作为艺术家和徐震作为艺术品牌完全不一样的。 记者：商品的可能性是指什么？徐：说白了就是我们在整个的社会环境中，文化的位置、文化的角色、文化的功能。艺术在今天，不管是藏家出于收藏或保值增值需要来购买，还是艺术家在强调我这是艺术，这些都是不靠谱的，都是说了不算的。想说了算，就一定要塑造你的文化核心力。
记者：你的作品里有很多政治讽喻，为什么会这样安排？
徐：今天中国没有什么是不政治的。我不是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我其实是一个很随便的人，读书也不多，每天也不是那么很严谨地去学习，但是我很简单，当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儿，我会有什么反应，这个反应就是你的一个价值观，很直接很自然。我们不是先有一个很牛的想法或思路，或想反应一个多深奥的问题，我们就是兴之所至，有这个想法就去做，我是艺术家，我的工具是艺术，结果做的有趣不就行了么。政治在这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似乎我们要把政治摘出现在的生活范围，要讨论政治就要专门讨论政治，日常政治、现实政治和哲学政治在今天已经完全混掉了。
记者：日常政治、现实政治和哲学政治是怎样混在一起的？
徐：比如《无政府主义者曾经想炸掉格林尼治子午线——以便将人民从时间中解放出来》，这一系列作品是为了这些标题创作的。我让同事没事时读书，读到有意思的摘录出来，几个月下来摘录了几百本书，然后我们从里面再挑一些可以做成作品的言论。格林尼治是个标准，我们用帐篷搭成的这个庙也是一个标准。庙在中国传统的定式审美里是有标准，有规格的，不能乱造的，当我们把它搭建成帐篷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帐篷是适合今天便捷生活方式的，那么久很难说到底要不要这个传统，要不要这个定式审美。它既有政治性，也能转化为一种日常的可能。
记者：接下来希望能有怎样的突破？
徐：筹备这个展览的过程中，我发现和我一样的70后的艺术家们，在有了十几年的积累后，都面临一个问题：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比较高兴的是，大家都在差不多的时间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当然最后是通过作品体现自己，但你一定要慢慢形成或者说建设一个文化倾向。你到了40岁左右，希望告诉别人什么东西，即将做出来的这一堆有用或没用的东西，它可能是什么样的。这是真正有挑战性的，就是能不能形成一个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