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四川美术学院艺术学与水墨高等研究中心、新京派艺术研究院、渝澳国际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身体·器物·笔墨：文人新世代高峰论坛”，于2014年1月21日下午，在渝澳国际艺术中心举行，与会者围绕论坛主题所提示的意义和问题发表了观点并进行了相应的讨论。四川美术学院教授、“两江学者”、艺术家张强，作为此论坛的策划人之一，就论坛主题得以展开的语境，做了开放性的说明。他以邵岩、黄岩等艺术家的作品为案例，对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水墨艺术现象及其所引发的艺术观念生成和演进的理路，作了提示性的勾勒；同时他又以《雪庵清史》、《长物志》等笔记小说所记述的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情境，如在生活空间中要有佛书、道书，陶、苏、白文集，李贽《焚、藏书》，志怪传奇、蒲团、诗瓢、麈尾等“清器”，在日常活动中要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忏悔、放生等“清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无长物”超越经验，与当代或新世代的文人，他们安放身体的空间及由此而形成的体验相对照，提示了今天的文人综合历史经验与生存经验的可能状态，并以他专注于建构的“张强艺术学体系”作为案例，对当代文人所面对的和可能做到的状态作了进一步的提示。他由此而认为，在这样一个语境下，身体、行为与其所面对的器具及其功能的转换，在思想层面我们如何与之对应或者回应，是需要面对的问题。
黄岩回应了张强的观点，他认为尽管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围绕艺术的，或者与水墨直接相关的，但实际上我们所讨论的是更重要的艺术作品背后的生活方式问题。当全球化和当代中国语境作为个人经验出发的前提时，中国当代的城市化进程化使我们面对的问题与西方当代社会所面对的问题趋向同步，将根本的问题聚焦于人的价值之上，因此，对我们而言，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性的探讨则变得十分重要。古代绘画的呈现形式如卷轴、屏风、扇子等，从物或器具的角度与文人的生活方式及精神世界相对应，与简单的西方现代视觉艺术的呈现方式形成明显的区别；这种方式与肉身体验及禅宗看破生死的观念有关，使文人回到了人本身的状态，或者说回到慢时光消耗的、消极的生命状态，这种状态的发生与器具直接相关。在当下的工业社会，我们如何与古代文人的精神相对接而不仅仅是图像或器具层面的，则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由此出现一种后文人状态。这种状态与工业社会的肉身的具体体验紧密相连，这也是他在从事水墨实验时使用工业社会的器物作为艺术方式，而内在地试图体验的是古代文人的精神及价值观，换言之，就是一种对西方而来的当代艺术与古代文人精神层面的对接。
耄耋之年的滕子英对张强及黄岩的观念做了回应，他认为，身、器及笔墨在历史上到达高度的统一，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作为时代背景与历代文人思想很紧密；在工业社会，尤其是在近三十多年的现代工业社会，人们的思想与时代产生差距。因此，器与身在当代产生的感觉在笔墨上怎么体现，就成为中华文化的重大课题；我们不能完全依靠西方美学理论，这会走向死胡同，应该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待自然节奏与人的生命节奏结合的艺术节奏，并将它运用的创作之中。有与会者认为当代的书法与水墨创作有笼统与简单化的不足，并以马媛媛的作品为例进行批评，认为她的作品名称编号与作品内容可以随意互换，这种作品意义诠释的简单化易引起观众对作品的曲解，认为需要较复杂的文字来诠释意义，以增加学术性和学术争论讨论的前提，这种简单的和形式的水墨与观众容易产生隔膜；同时认为艺术家有必要、有责任提高和教育观众的艺术素质，这样才能使作品走近大众。就此批评，张强提示到，当代艺术和大众之间是一种持续与长久的关系，当代艺术要为其与受众之间的缝隙付出代价。
被批评者马媛媛做了回应，她认为批评者与她不处于同一个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之下，这种批评对她的作品而言是无效的，她的作品名称是不能互换的，每个名称与内容的对应是唯一的；她的作品的出发点是在当下的与古代文人不再相似的生活方式中，尝试传续文人的精神，作品的创作是表达一种人文感受，而不是让它去与观众进行沟通，并且这种感受是一种时代性的精神感受；她的作品为年轻人所喜欢，因为他\她们的视觉经验与当代的人文感受是一致的，没必要做复杂的解释。马媛媛认为，当代水墨的概念在当下环境中有可能被悬置，存在理解与误解的双重可能，艺术家最重要的是真实地传达这个时代的人文精神。邱正伦进一步认为，古代文人是身心合一的，在身体、哲学和艺术层面，古人处在“玩”静态观念的阶段，他们将“玩”变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经验，并且占据着主体性的，并由此形成一种高端的技术和艺术；现代文人是观念的研究者，而今天所流行的观念艺术还停留在口号阶段，全处在虚构状态。因此，今天的艺术仅有想象力是不行的，一定要有绵延的生命体验，在现实存在和消费生命的经验中形成观念转换，现代艺术要弃物、弃心。
就邱正伦有关消费的观点，张强认为，中国古代文人和雇主之间一般很少有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扬州八怪提出润格的时候，被认为是怪之一，因为文人是不可以言利的；中国古代的交易方式保存了文人对利的一种距离，它拒绝变现的可能性，因为在慢长的节奏中，画家在画画中想到价格的时候，画画将不能进行，而现在的已转变为直接兑现的交易方式，与时间感、透支与消费在一定层面相关联，因此，我们今天讨论古代文人经验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包含着我们今天怎么认识它和转变它的尖锐课题。甘霖呼应了邱正伦的观点，并认为，古人有古人的不足之处，今人有今人的可取之处，只要把这种关系摆正了，我们生活在现实中的艺术才能够发展；人生百年，艺术家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与邱正伦强调生命经验的理论批评相关，邵岩的艺术创作是更具知行合一的说服力的。
邵岩认为，论坛主题所提示的关键词及意义，在他看来是身体力行的。他认为，身体可划分为身、心两部分，从内心发出的需求是身体的感悟，他从传统书法到日本书法、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及文字书写的研究与创造，从可读性的传统书法的书写表达到追求视觉形式感、视觉张力表达的现代书法，从汉字书写到其抽象性以及寻求现代性的表现，是他身心的需求和内心的需要。他在寻求书法的线性改变中，在寻求线条的速度感及质量感的变化中，找到了注射器；注射器的发现与生病有关，当他在医院里发现注射器救了他的命时，他觉得注射器将是他以后抽象书写的重要器具。因此，他认为身体、器物、笔墨是发自他内心的需求，是他本身的文脉，这个文脉的推进空间非常之大，在这个层面上，西方当代艺术对他的影响较小。米可认为，当下的艺术形式都面临着如何深度发展的问题，因为近三十年来我们对西方经验学习的结果，使我们可以高屋建瓴地更直观而非翻译误区与书本地看问题，我们的艺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从身体到器物的呈现是具体的，今天的文人依然也是具体的身体与器具的对应，因此，他认为，当代水墨中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以文人价值为核心的水墨如何发展，另一是当代现实中混合体的当代水墨的发展。
郑川认为，传统水墨和书法在当代转型中所出现的艺术现象，让我们需要思考它们的价值问题以及如何与过去衔接的问题，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艺术传播有纵向的历史性的路径，即传统书写到当代文人书写其精神如何传播的问题，还有在大众媒体中如何横向传播的问题；因为西方现代学科的传播，使我们习惯于二分法的对立思维，并走向艺术与技术的极端，但是对今天的艺术而言，水墨作为媒材应该涵盖着身体、观念、器具的综合性考察，与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直接相关，也与传统文人经验与当代文人经验的衔接直接相关，或者说，当代水墨需要一种当代生存经验的融合。白小龙认为，对古代文人经验的理解只能依靠人们的想象及其图像，但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展览的作品、展览的文本、作品图片、过程及表演的整个过程及其所留下的痕迹，来对当代文人经验得到瞬间的体验和更加充分的讨论；并认为邱正伦的“玩”的观点不负责任，他倾向于“表演”，因为他认为表演是一种准确的阐释方式，希望出现更多的当代文人的精彩表演。
王建玉对论坛主题及关键词做了进一步的提示性解读，并由此而认为既然论坛主题将讨论的问题试图推进到哲学和思想层面，那么当下艺术现象的理论合法性的构建，则可以利用多种观念体系，并且这种利用或观念间转换、翻译的相互解构是可能的，这将使当代的艺术表达走向更开放的形态。比如，现代哲学语境中的身体观念，对扩展当代水墨艺术形态，使它们走向体验的层面并为其提供一种理论的合法性是可能的；器物“物起来”的观念，对人们理解艺术的本质或本源问题将提供启示。
汪玉砚认为，通过做艺术市场的经历她发现，传统水墨的受众面较小，而当代新的水墨方式的出现及其所阐释的新意，在微信平台传播中得到积极和广泛的关注，因此，需要研究市场如何与学术结合、学术如何带动市场等问题。黎方映对论坛议题及古代文人的精神在当代的体现，以张强的“艺术学体系”建构和马媛媛的水墨艺术为例，做了热情、充分的肯定，认为这是一种当代文人的文化自信。最后，张强、黄岩相继对论坛发言做了简单的小结，并认为，在文人新世代的背景下，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