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脚下”到“管天下”
“中国学生说得出来‘文艺复兴三杰’是谁，就连我10岁的小孙子都知道印象派画家梵高，但外国人搞美术的听我说起齐白石、徐悲鸿都是一脸茫然。”中外文化影响力上的差距令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感到苦恼。
几年前，刘大为与法国一家展览馆联系举办一次中国美术作品展，但在对方给予优惠的前提下，两个月的展览仍需7000万元资金。如此巨额展费美协根本掏不出来，计划只好告吹。类似的事情刘大为经历了不少。他说，5年一次的全国美展成果丰硕，但去日本和韩国的展览，费用全是对方友好文艺团体支付的。“这批油画、国画、版画堪称中国美术精品，但外国人基本看不到。这么好的展览送不出去，还怎么弘扬民族文化？”
但随着国家艺术基金的成立，刘大为的苦恼可能会得到解决。扶持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正是这项基金资助的重点之一。2013年12月30日，酝酿了近3年的国家艺术基金宣告成立。同时成立的还有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负责基金的具体实施。由文化部和财政部发起，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这项基金，是在国家层面扶持艺术发展繁荣的专项基金。据介绍，国家艺术基金总额在“十二五”末将达到20亿元；“十二五”后，基金投入规模亦不会低于这一数额。
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主任韩子勇介绍说，国家艺术基金将围绕创作生产、宣传推广、征集收藏和人才培养四大方向进行资助。基金的申报主体面向全社会，不分国有或民营，不分单位或个人，只要符合条件就可申请基金资助。原文化部艺术司巡视员姚欣认为，成立国家艺术基金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打破了原有的“分级管理、分灶吃饭”的文化资金投入模式，体现了政府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转变。他说，早在1993年那次政府机构改革中，就曾提出政府要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但一直进展缓慢，这次以国家艺术基金成立为契机，从“办”向“管”的转变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我国现行文化资金投入模式以政府为主，由财政部门根据预算划拨给各级文化行政部门，由后者安排使用。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文化行政部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资金往往只能在文化系统内部“体内循环”。文化行政部门往往有心“管天下”，但苦于资金规模和地域、部门限制，而只能“管脚下”。
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余蔚平说，传统管理模式以财政直接资助和政府部门管理文化经费为基本特点，存在着文化投入分散、缺位和越位并存，资金管理链条长、使用效益不高等问题。国家艺术基金的成立有利于实现管办分离，突破条块分割、部门管理等传统文化体制的弊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韩子勇认为国家艺术基金与原有的财政投入模式不冲突，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关系。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国家管理艺术、支持艺术、资助艺术、推动艺术繁荣的事业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应该说这套体系对我国艺术繁荣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绩是不容否定的，但这种传统管理模式现在必须改变和完善。
今天中国文化艺术创作生产正在发生巨变。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艺术生产的主体日益多样化和社会化，新型艺术门类层出不穷，艺术传播与消费出现分流分层分群的特点。现在除了国有文化单位之外，还有大量民间的、民营的、个体的文化生产力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民营剧团就已超过1万家，数量远远超过国有文艺院团；民营美术馆、民营博物馆的数量也在激增；还有大批以自由职业为主要特征的艺术家、文学家和美术家。韩子勇说：“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机制和平台就显得不够用，就有照顾不到的地方。”国家艺术基金就是为了适应新形势而成立的。
新型组织架构带来新型管理
韩子勇说：“基金制不新鲜，国外有，国内也有很多行之有效的同类基金，但是在艺术领域引入基金管理，确实是一个新生事物。”这种“新”首先体现在国家艺术基金的组织架构上，而这一组织架构对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对于文化服务单位去行政化、对于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对于发展文化非营利组织都具有借鉴价值。
据介绍，国家艺术基金的组织结构是这样设计的：有一个理事会，理事会是基金的决策机构，负责基金的顶层决策，确保基金的健康发展。有一个管理中心，即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具体负责基金的组织实施，实际上是一个执行部门。但是基金最核心的，即评审的权力、监督的权力以及验收结项的权力，交给了专家委员会。申请能否通过、资金具体给多少、如何评估其绩效等关键问题都由专家委员会决定。
这一组织架构和国外的文化艺术基金没有太大区别，基本做到了把决策、协调、执行、监督适当分离，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韩子勇认为，“国家艺术基金的这个制度设计，应该说也符合现代治理体系和现代治理能力的一般原则。”
即便是权力最大的专家委员会也要受到监督与制衡。专家委员会的构成包括艺术专家、财务专家和监督管理专家。评审过程采取地域回避、单位回避的原则，实行双向匿名评审。
显然，这样的组织架构所带来的管理方式与传统的文化行政部门主导的管理方式迥然不同。虽然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是一个隶属于文化部的局级单位，但基金的运作并不直接受文化部领导。
“说起来是一个基金，但它引入的是一种基金制的管理模式，就是怎么样创新我们国家的艺术管理体制机制，怎么样创新我们国家的艺术评价、评审机制，怎么样引入更多的竞争因素，怎么样扩大信息的发布，使它更加透明、公正，推动艺术的繁荣和发展。”韩子勇说。
有专家认为，国家艺术基金所建立的这一套制度架构对于加快事业单位改革也具有借鉴价值。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清华大学副教授杨永恒说，以前管理事业单位是用行政命令的手段，以后如果实行法人治理结构，事业单位领导不是政府任命的，而是理事会去任命。它规定事业单位承担什么责任，给予相应拨款，根据绩效来考核，这里面就涉及政府跟理事会包括法人本身的关系。如果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的话，我们某一项公共服务可以委托事业单位做也可以委托市场做，这对于政府管理市场能力影响很大。
以一个支点撬动全国艺术生产
文化艺术界人士对于国家艺术基金的成立感到欢欣鼓舞，对基金的成效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以这个支点来撬动全国艺术生产。国家美术馆前馆长杨力舟说，以前我们重视创作，但不重视收藏，许多近现代美术大师的作品因此以极低的价格被日本、美国和台湾等地的收藏家买走了。在当前拍卖热持续不退的情况下，大师作品的拍卖价格一路走高，动辄过亿，国家收藏越来越难。现在国家艺术基金成立了，可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铁路文工团团长孟卫东认为，基金的扶持重点应放在创作上，特别是创作的初始阶段。他说：“不要把基金搞成奖金的性质。什么叫奖金？就是觉得你干得好就给你一笔奖励。如果某个院团提出一个什么项目，经过委员会讨论，觉得这个项目真好，应该资助它办好。这个时候资金就跟上来了，那就真正给力了。”
韩子勇说，艺术创作非常复杂，具有不确定性，有的项目可能付出很大努力但最后效果不佳，但只要艺术家为此付出了努力，我们就应该允许艺术探索的失败。但如果是受资助者自己主观不够努力、敷衍塞责，导致项目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这样的艺术家未来再申请国家艺术基金时肯定会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