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Bradburne 博杰 建筑师，博物馆学专家，意大利斯特洛奇宫艺术基金会执行董事。作为一个建筑师，他曾经设计过世界博览会的场馆、科教中心等。James 热心于对青少年的艺术教育，近20年来，他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各私人基金会和博物馆策划过多次展览。
见识到一个国际博物馆的重新开放并不是一件常有的事。首先，国家艺术机构少有完全关闭，多见的只是大面积翻修。伦敦的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马克·琼斯爵士(Sir Mark Jones)的主理下，这个博物馆于过去的10年中已经完全转变了，然而却从未完全向公众关闭。这种低调的办法有其很好的缘由，每一个博物馆的馆长都认为，自己的机构是必不可少的，关闭它就如同剥夺一个国家呼吸的空气。历史告诉我们，一旦一个重要的博物馆关闭，其重新开放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例如西方世界的第一座现代化博物馆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在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岁月之中与卢浮宫一同诞生，然而在1966年因简单装修关闭之后，到1993年6月因其200周年纪念才重新开放了一天，直到1994年方才重新正式开放。荷兰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的案例并不是戏剧性的，自2003年其大部分展厅关闭之后，经历了近10年的等待，才迎来了今年3月的重新开放。
若要开放并重新推出博物馆，需要非常繁重的工作，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NEMO博物馆和2000年的法兰克福实用艺术博物馆就是很好的例证。作为展览的策划者，其血液中凝结着权力和政治，旁人也可以从中识别出博物馆的勇气。荷兰国家博物馆作为国家级博物馆，其重新开放是一种大胆、充满信念并具备深厚的文化敏感的行为。根据罗纳德•德莱乌(Ronald De Leeuw)早期负责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转型的最初设想，荷兰国家博物馆目前的董事维姆·皮博斯(Wim Pijbes)也以这种方式再现了荷兰丰富的文化遗产。
荷兰的过去是富足的，荷兰国家博物馆的100万件收藏中包括世界知名大师的作品：伦勃朗(Rembrandt)和维米尔(Vermeer)的标志性杰作《夜巡》(Night Watch)和《倒牛奶的女仆》(The Milkmaid)，还有哈尔斯(Hals)、杨•斯汀(Steen)、雷斯达尔(Ruisdael)，以及一连串引人注目的名字。这次令人瞩目的重新开放并不单单再现了古代大师画作带来的巨大财富，令其显得特殊的是艺术品选择和重组之中的智慧——并置这些作品的同时并不人为地区分美术、实用艺术、雕塑和图形艺术。在这里人们不会看到通常那种一面墙接着一面墙挂着的画作，或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连续并置的雕塑，抑或是将实用艺术当作附属物品远离核心陈列的那种方式。在这里，人们会发现这些作为一个国家文化遗产的东西被放在一起，正如它们被创造时那样。因此，《夜巡》不是如同教堂神圣祭坛一般单独挂在墙面上，而是比过去悬挂的位置更低了一些，与很多其他荷兰黄金时代的全方位艺术品放置在一起，这也是皮博斯的另一个大胆举措。
这还不是全部。大多数博物馆都以其收藏的古朴质量为傲，每一件作品在同类作品中都是最好的，绝不会展出龟裂的画布、不完整的雕像或是破碎的玻璃制品。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玻璃柜，里面放满了在一次海难中发现的破碎青白瓷片，同时再加上一些完整的德尔夫特瓷器，这些物件共同呈现了荷兰在后期出口市场中作为中流砥柱的主导地位，这种展览方式亦是一种博物馆学的大胆尝试。
正如《财富的尴尬》作者荷兰历史学家和作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2013年3月29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所写：
“这间博物馆所做的就是少了一些花哨的当代设计，多了一种策展革命的出席。当你看到那些早期的伦勃朗的作品，以及伟大的样式主义大师科内利·冯·哈勒姆的《屠杀无辜》的同时，你还会遇见那些银制品、武器和橱柜等，这些则是文化的储藏品，正是因为这些藏品才令那些图像成为可能。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你将进入尼德兰的历史世界。同时，这些作品被放置在无边框的展览空间之中，玻璃几乎是隐形的，在观众的视野之中，没有任何东西将图像与文物隔绝开来。这些物件并不是在那里为绘画提供展览氛围的，它们被选择来创建一种图像与文物、物质世界和文化想象之间的积极对话。这种想法比起正式教条的博物馆显得更加亲和，它关乎一种学术传统，极好地呈现了伟大的荷兰文化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的观点：图像、对象和文本在创造一种共同文化中不可分割的关系。”
我同意西蒙·沙玛所说，“事实上这一切并不像听起来那样艰巨和分散”。历史和艺术自然陪伴，事实是，正如赫伊津哈亦知道，它们需要彼此重建失去的世界现实。历史若无图像的修辞是盲目的;艺术若无文本的证词则是失聪的。
在我所工作的佛罗伦萨斯特洛奇宫(Palazzo Strozzi)，其文化理念是“看得见的聆听”，这意味着邀请新的声音进入文化空间，让它们可以被看到(被听到)，而成为与其他观众持续讨论的一部分。施特洛奇宫坚信博物馆是真正的最后领地，应展示其对文化和创作者——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表演者的信任，促进思考，激发怀疑和讨论。观众离开艺术展览时常常会感觉到些许不满足，甚至麻木。展览文本历来由策展人写就，往往是以一种冷静的、第三人称的“神”的声音来撰写，仿佛策展人的言论即是绝对真理的碎片。然而也有些策展人觉得没有信息来“污染”观众的经验才是最好的。在另一些情况下，策展人使用专业词汇，并称这样做是为了简化难度，帮助观众。无论多么敏感的策展人，这些做法都几乎不可能为他们找回他们所不知道的主题——每一位参观者自身的情况。荷兰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的重新开放是传统博物馆的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是古代大师们的当代艺术博物馆。新的国家博物馆尊重观众，以对其藏品的信仰创造了一种持久的转型，尤其是在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国家博物馆是其文化最重要的管理者，其他国家也应当好好地将荷兰人的例子看作当前的一种最佳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