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10月13日宣布消息，到2012年10月1日开馆，世博中国馆到中华艺术宫的转身只经历了不到1年的时间，投资、设计、改建、策展，投资从最初的3.7亿元可能在实际操作中增加到6亿元。从世博城市未来馆改建成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也有同样经历，随着10月1日中华艺术宫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开馆，以及上海双年展开幕，这场行政力量催动的城市艺术狂欢推至顶峰。
在管理体系上，这两家美术馆由原来的上海美术馆分拆而来，仿照巴黎、伦敦等艺术发达的城市，上海公立美术馆也开始进入细分的时代。
分拆，后世博时代的上海美术馆
南浦大桥将黄浦江两岸连接起来，东岸就是那幢著名的红色建筑，形状如鼎的世博中国馆，西岸的标志性建筑物则是原南市发电厂高耸的烟囱，后来被改建成世博城市未来馆，上海市民有时会开玩笑地称之为“世博大烟囱”。2011年10月13日，上海市政府宣布这两座场馆将改建成“中华艺术宫”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如果追溯这两座美术馆的源头，则是将原上海美术馆的人员、功能、学术定位进行一次彻底的拆分。
“在两馆建设之前，我们这座城市所拥有的这个美术馆。无论从数量上和题量上都是很有限的，两个市立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和刘海粟美术馆加起来总面积也只有2万平方米，上海美术馆的展厅面积只有6000多平米。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国际性大都市来说，这样一个美术馆配比，无论是从功能上和对社会服务都是不匹配的。上海的文化艺术机构这么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丰厚的艺术作品，光是上海美术馆它的收藏就达1万3000多件，以前也因为是美术馆的体量有限。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固定的场地，主要还是做临展。”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对雅昌艺术网说。
《新民晚报》艺术版主编林明杰告诉记者，原来的上海美术馆在南京西路456号，1983年上海美术馆第一次改建，当时的设计者是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倪天增。到2000年因场地限制，搬到南京西路325号原上海图书馆位置，随着上海美术馆藏品和双年展影响力的扩大，这座老建筑也很难满足展览的需求。
“中华艺术宫是以近现代经典艺术为主题的大型美术博物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是政府筹建的第一家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美术馆策展人、典藏研究员卢缓说。“中华艺术宫是全额拨款单位，收支两条线全部由政府来出，我们也会加大力量对于每一个项目尽最大的力量。财务上也建立了体系，直接和市政府财政挂钩，因此我们改建才能这么快完成。”这次政府改建工程最大的难度在于，建筑本身不是美术馆的设计。中国馆是一个“鼎”的形状，进入美术馆看展览，就要经过四个角柱，在这个有限的空间内，就要建巨大的货运梯，就有很大的改建难度。还有很多部分是全天光式的，也要根据展览改建成部分的密闭的，有些展览不允许有光，就像一台演出，需要更多的灯光效果。所以我们做了全新的调整，世博中国馆在49米层，要打通变成一个全天光的空间。
为了两馆的改建，上海市拨出专项经费进行改建，其中中华艺术宫的改建就达到3.7亿，随着工程可能要追加到6亿元。同时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也有专门的改建经费。因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是否是全额拨款单位仍然没有决定，因此针对双年展则沿用上海美术馆时代的双年展专项经费，“政府每次固定投入500万，瑞银也投资500万，今年因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瑞银投资的部分减少。”然而在改建方面，则两馆都是由政府投资建设。在人力管理方面，上海美术馆的的原班人马被分拆，绝大多数转移到中华艺术宫，但当代艺术博物馆的管理团队一时也没有完全确定，很多管理工作也是由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完成的，“我们是四头跑，老美术馆一头，原来美术馆还必须要运营。新馆的筹建、支持当代艺术馆筹建，还要支持美术馆的迁建。”李磊说。
美术馆的“易”与“难”
分拆后，中华艺术宫总建筑面积超过16万平方米，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建筑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随着10月1日的开馆和上海双年展开幕，上海的艺术格局的重新调整，则不是两个场馆可以解决的。正如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筹委会副主任李旭总结美术馆建设有“三易三难”。
“开馆容易维持难，就是说开馆往往是一个城市、一个领导集体做出的一个决策，只代表这一届。如果换届了以后，是不是会有波动、会有变化。”李旭希望政策是不因换届而改变，而是每一届都在不断加强，应该在不断加强中让整个体系越来越坚实。“我看到过一些地方的馆是下决心造一个楼很容易，但是持续的投入他们没想到会那么多很多事情就看到开头完全没有结尾，或者很快就结尾了。”
李旭的第二个担心是“硬件容易软件难”，他指的主要还是政策、资金和人才。要稳定一个专业团队很难，“招募到这样的团队本身就不容易，稳定这个团队就更难”。“第三个是活动容易品牌难，指做一、两个漂亮的展览很容易。甚至有些展览可以花大钱从外面去引进，现场去买一个来。但是，一个馆的声望不是靠那样的展览，是要自创的，自助开发的展览来做出来。你要是变成了一个外国当代艺术展览馆或者是西洋的美术馆这个就和我们的立馆之本相矛盾了。我们这个馆最终要做中国当代艺术的事情，我跟领导们说过两句话，后来这句话几乎变成当代馆的口号，叫‘当代艺术中国化，中国艺术当代化’，它的目的是这个。如果是全是外国的展览，这个展览就变成西方的当代美术馆，变成那样一种对中国当代艺术没有实质性的贡献也不行。所以，我说真正的品牌是要一个国际当代艺术在中国最好的展示平台，它同时也是能够把中国当代艺术推向国际的一个最佳平台。”
“理念不一样，上海美术馆原来这样一个体制，我们100多人把它能够还是能比较好地完成工作，策划很多有社会影响的展览，总体来说还是在艺术界的范围内。中华艺术宫情况完全不一样，中华艺术宫的建设承载的文化象征赋予我们更高的要求。”李磊告诉雅昌艺术网，分拆之后，中华艺术宫的定位就从艺术界扩展到更大的一个社会需求和社会诉求。而且空间大了以后，它所需要内容的体量要比较大，需要足够的馆藏和长期陈列，而且随着公众关注度的增加，对艺术质量和学术研究的成果有要求。“展览策划更加注重学术性，这种学术的深入。要做展览呈现的细节，从展示到标牌，到灯光的设计，都有新的要求。”
体制转型与美术博物馆的潮流
现在我们“美术馆”的名称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林明杰说，“这种美术馆在国外叫gallery，就是一个社区的艺术中心，是带有公益性质的展览场地。”这种形式的美术馆有基金会资助，展览的决策由艺术委员会决定，执行任务则交由义工体系，“我接触过加拿大的义工，他们布展的时候有条不紊，比专家还专业。而真正的美术馆应该是博物馆(museum)，应该有收藏、主题，有学术思想的倾向。”
“美术馆向美术博物馆的过渡是整体的趋势，具备收藏、展示、公共教育传播等作用。”卢缓告诉记者，中华艺术宫仍然保持上海美术馆的事业编制，虽然中华艺术宫比上海美术馆的馆藏、展览、研究任务更重，但是编制内的人员要减少，实现物业外包，保安、服务人员、技工等都要实现物业式管理，由物业公司来承担，在职的工作人员更多要承担业务和运营管理的工作，“中华艺术宫可能在100人之内就够了，而物业可能达到两三千人。国外的美术馆已经实现了物业外包的，因为公立美术馆都是由国家的资金进行公益性事业，不能养太多冗员，编制内更多是专业性人员，其他服务进行外包。”
卢缓表示，中华艺术宫在管理上重新划分了结构，研究策划部涵盖了研究、学术、策划人员，是美术馆的学术机构，还包含了典藏的功能;第二是教育推广部门，进行美术教育和传播，会有专门的图书馆、活动区域、讲座中心、教育平台、儿童区等等;还有就是运营管理部、信息中心和行政中心，把原来的行政部门、人力资源、财务、馆办、党办等部门并入一个中心管理。
在两馆的管理模式上，上海市也在尝试引入新的机制，“我们现在在考虑一些创新的思路，主要是基于这样几个：理事会决策。我们希望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这个当中有一个理事会;然后是学术委员会评判，基金会支持。同时，引进第三方的平台，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一个馆外的客观评价，这种评价是基于对社会的满意度，对于中华艺术宫的关注度、学术水平、展览、配套服务满意不满意。”李磊告诉记者，观察世界上重要的艺术城市，无论是巴黎、伦敦还是纽约，都有各自针对古代艺术、近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各自的美术馆，都有自己系统的馆藏和研究，如同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泰特英国美术馆、泰特现代美术馆，分别收藏古代、近现代和当代的艺术作品。
而在上海，上海博物馆承担了古代艺术品收藏的角色，近现代与当代艺术的收藏与研究则由中华艺术宫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来完成。从艺术博物馆内部的分工机制，再到管理和决策模式，最终形成城市的美术馆功能区分，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来说，拆分上海美术馆，只是这场变迁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