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星原认为，《清图》所关涉的内容，并不是大宋宣和年间繁花似锦的清明节日景象，而是宋神宗年间因王安石变法导致的社会紧张感与“同舟共济”的协作。
看起来，曹星原的这本新著《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与妥协》，并没有给关于《清明上河图》(下称《清图》)的争议画上一个句号，而是将所有的问题都释放了出来。曹星原认为，《清图》所关涉的内容，并不是大宋宣和年间繁花似锦的清明节日景象，而是宋神宗年间因王安石变法导致的社会紧张感与“同舟共济”的协作。
曹星原的看法，与一般意义上对《清图》的理解，是颠覆性的。在今天，“清明上河图”是徽宗朝宣和年间的作品，它表现节日开封(汴梁)的境况，已成不刊之论，而《清图》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宋徽宗在上面题名为“清明上河图”。但问题在于，该幅作品的作者是谁，宋徽宗是在何时获得这幅作品的，作品的主旨又是什么?曹星原提出的这些疑问，事关《清图》数百年来聚讼不休的争议。
这幅中国美术史上最具盛誉，同时也是被临摹、作伪、翻印最多的作品，它的作者是谁，一直是疑问。一般意义上，它被看成是北宋宣和年间宫廷画家张择端的作品，但张择端此人，于史无证。只是到了金代，《清图》的一位题跋者张著在该幅画作上写上了作者张择端。
但是，张著关于张择端的身份说明，并没有交代资料来源，也没有指出他被选为翰林的时间。同时，张著根据《向氏评论图画记》，提到张择端还另有一幅作品《西湖竞标图》，也是“神品”。张著引用的“向氏”到底为谁，于史无证。所以，界定《清图》的创作年代与作者成了疑问。
曹星原从张著题跋开始的质疑，是相当有意义的探寻。假如《清图》的创作年份都确认不了，那么怎么认定这幅作品表现的是大宋宣和年间的汴梁盛景?
从这一质疑入题，曹星原这本书的中心环节，是论证《清图》与北宋徽宗朝宫廷画派的风格不符。徽宗朝的宫廷画派，在画风上重山水、花鸟、亭台楼阁，着色上则强调明丽、典雅、富贵。毫无疑问，《清图》在取景与表现手法上，都十分的市民化，它与徽宗朝画院的风格确实不符。《清图》风格，看起来像是更早的神宗朝作品。
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曾经收藏过《清图》的向氏为谁。曹星原根据史学家考证，认为向氏为神宗朝外戚、向皇后弟弟向宗回。曹认为，《清图》的第一个收藏者，就是向宗回。
这就回到了曹星原《同舟共济》的主题，她认为，《清图》用意，是说明向皇后秉政时期北宋的社会状态，尤其是市民生活的常态。《清图》选取了以汴河为中心喧闹繁华的街市，但被放置在这幅画中心位置的，是一条即将穿过虹桥的船。这条船似乎因为偏离了航道，即将与虹桥发生相撞。于是，无论是船上与桥上的人，都同舟共济，努力试图将船扳回航道，以避免与虹桥发生相撞。在此，曹星原颠覆了对《清图》是一幅简单盛世风俗画的判断，赋予了《清图》更深的政治用意。
曹星原对《清图》的理解，相当创新，也相当奇特。但我认为，作者并没有一揽子解决所有该画的疑问。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清图》创作于宋徽宗宣和年间，不早于宣和二年(1120年)，因为这一年成书的《宣和画谱》对《清图》没有记载。虽然曹星原一再论证了向氏家族收藏此画的良苦用心，但终究张著也说明了张择端的身份为“翰林”，应为宋代官方书画院的翰林，并非向邸私人。画成，张择端进献帝王，并由帝王题名盖章保存，是合乎情理的。而这个《向氏评论图画记》中的向氏，并没有第一手的资料表明向氏就是向宗回。另外，就艺术风格而言，也不能说明宋徽宗一定容不下风格不符的画作。
不过，对于曹星原评论《清图》的核心意见，我是赞同的。《清图》未必是一幅展现盛世景象的绘画作品，它将危机(撞船)置入了作品的中心。同时这幅作品也表明，盛世图像之下，埋藏着更为深远的对立，乞丐、役夫、船工、贩户、商贾、官员、士大夫等等人群构成的北宋末年汴梁的景象中，更可能提醒观者，繁华终究是表面的，而同舟共济面对危机，才是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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