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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雕《深圳人的一天》
几天前和来深圳旅游的朋友聊天，提到深圳印象，居然是城市街头的几个人物雕像。这是1999年出现在深圳的一组叫《深圳人的一天》的城市公共雕塑。
这组群雕随机选择了1999年11月29日生活在深圳各个层面的18位普通人，真实地将他们翻制成为青铜塑像，四块黑色背景墙上雕刻有这一天的城市生活资料，以及有关城市的各种数据。而它恰恰也是深圳公共艺术起步的标志。
10年之后的2009年3月17日，国内首家公共艺术中心在深圳正式揭牌，国内公共艺术从深圳起步。从城市雕塑到公共艺术，深圳人开始以新的眼光和新的视角来看待城市与城市中人的关系。
日前，记者采访了深圳公共艺术中心相关专家，阐述了国内外公共艺术的现状和深圳在该领域作出的努力，并呼吁广大市民能积极参与到各种类型的公共艺术中，让公共艺术不仅是一道风景，更是生活的一部分。
公共艺术为城市代言
城市不仅仅是市民生活的“容器”，也是一个巨大的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的“容器”。谈起公共艺术，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想到城市雕塑和景观。雕塑作为城市最有影响力和辨识度的艺术品，也是公共艺术的手段之一，然而公共艺术的范畴并不只局限于此，它不是一个固化或物化的构筑物，它的核心是公共性和公众的民主参与，实现方式是综合的，它可以利用雕塑、建筑、绘画、园林、表演、地景、行为等各种方式来实现。
就像提起巴黎有埃菲尔铁塔，提到伦敦有伦敦塔，提到芝加哥有千禧公园一样。提到深圳，一样有我们自己的城市标识，比如深圳老市政府门口那头代表“深圳精神”的孺子牛。它在新中国60多年的雕塑史上是一件很优秀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后来这头牛从政府大院的栅栏里搬到了外面，和公众在一起，在公共艺术领域具有典型性。
在深圳公共艺术发展史上有一件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即拥有18年历史的“深圳雕塑院”于2009年更名为“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这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改变，更传达出一个城市文化转型的信号。该中心负责人孙振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共艺术中心的成立源于深圳敢闯敢试的基因，以新观念塑造深圳形象。
“公共艺术可以成为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代言人，能体现这个城市的气质和性格，让城市赢得尊重、赞叹或惊讶。公共艺术其实就是一个城市对市民的美育”，公共艺术专家、中央美院城市设计学院教授王中如是说。
公众和艺术家，一个不能少
没有公众参与，就没有真正的公众艺术。“公共艺术”不只是艺术的问题，公共性才是其发生的前提。正如艺术狂人波依斯那句名言“生活就是艺术”，当代艺术越来越注重大众的参与，可以说公共艺术代表了艺术与大众、艺术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的取向。
“公民社会培养好是城市公共艺术的必要前提”，孙振华强调市民对公共艺术、文化拥有更多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整个城市的公共艺术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孙振华以《深圳人的一天》为例，指出该作品的成功离不开市民参与，“当时我们在社区居民中间做了很多问卷调查报告，令我们惊喜的是，其实市民有很多自己的声音。比起喷泉，他们更想要一个具有实际功用的凉亭，他们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这为我们的艺术设计提供了方向。”同时他认为，互联网时代为公众与艺术家之间的有效沟通提供了便利条件。
作为近代西方公民社会建设中生发出的艺术概念，公共艺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呈现出差异化的内涵和外延，直至今天，对其如何定义仍然存有争议，或许“公共”与“艺术”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性的搭配并内化为公共艺术不断探索扩展的根源之一。但实际上，更广义的公共空间，掩盖艺术个性的可能性更大，相应地，也就需要更强的创造力与发现力。
以树脂创作《0》的艺术家沈远认为“作为公共艺术，你首先要考虑的是大众的接受程度，它摆在那里是否好看，与周围空间的融合程度等等”。而王中眼中的“公共艺术”，就是公共加大众艺术，公众与艺术家一个不能少，“艺术一定要降低飞行高度，要和大众更接近，不能老是高高在上”。
日前在深圳举行的名为“混凝土的可能”的展览是在公共艺术领域进行的一次积极探索。马清运、王序、冯果川、韩家英等18组来自建筑、室内、产品和平面等领域的知名设计师，以混凝土为原料设计出公共环境艺术作品，进一步展现建筑、艺术、社会与人的全新关系，升华公共艺术对社会、人以及空间的意义。《种子计划》、《微建筑》、《水之涟漪》等作品令混凝土拉近了与市民的关系，市民在鉴赏这些作品的同时也对其中的艺术深意有所触动，这亦是一次艺术落地的成功案例。
一个典型的故事来自著名的设计师贝聿铭。他所设计的巴黎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入口就是真正的公共艺术，因为公共讨论做得非常到位。贝聿铭最初提出为卢浮宫建玻璃金字塔入口时，引发争议。法国政府并没有强制修建而是用两年的时间来讨论，理不辩不明，思路渐清晰。可政府仍未拍板，而是在原地建造了一比一的模型，邀请6万多巴黎人再来投票，结果多数人都同意了。今天，卢浮宫玻璃金字塔也成了巴黎的新地标。
建立公共艺术的“制度化”保障
现在国内的公共艺术大多数还停留在艺术品走向公共空间的初级阶段，比如做一些展览或是雕塑。比较有名的案例包括郑州东风渠项目、北京地铁四号线上举行的“四号诗歌坊”、“四号美术馆”等活动。总体而言，国内的公共艺术整体微弱，面临众多问题，如公民参与程度弱、自由主义与公共艺术的矛盾等。
对于深圳而言，由于起步早，深圳在公共艺术领域走在全国前列，已成功举办四届的深港双城双年展在国内外深具影响力，其以城市为切入点，通过综合的艺术形式引发市民的自觉参与性。尽管如此，深圳的公共艺术仍有不足之处，比如公众参与、民间作用的有限、公共艺术缺乏规划性、机制尚不健全、人才短缺等等。
在孙振华看来，良性机制的建立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他介绍说，上世纪50年代，许多国家就已经对公共艺术进行立法，公共艺术法案也被称为“百分比法案”，就是说一个国家每年要将建设资金中一部分用于公共艺术的发展。在美国，很多城市都有公共艺术计划，艺术家、策展人可以向政府提出自己的公共艺术计划，政府批准你的计划就会给予资金支持。
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建立后的第一个定位就是加强公共艺术制度的建设，包括基金、管理办法和评选机制的建设完善，“首先要有制度基础，形成多方参与的氛围，才能保证公共艺术的健康发展”，孙振华说。
公共艺术的典型案例：
瑞秋猪
瑞秋猪诞生于1986年8月17日，是美国雕塑家乔治亚·盖博根据1985年Island县展览会的冠军猪(重达750磅，名为瑞秋“Rachel” )制作的铸铜雕塑。在喧闹繁杂的街区市场，人们从嵌入地面并刻有文字的猪蹄印寻觅到瑞秋猪的身影。
这个作品一经诞生即成为最受西雅图市民欢迎的公共艺术品之一，并形成了新的城市文化传统，每年以瑞秋猪的生日为契机，城市都会举行各种庆典活动，逐渐成为社区居民的文化节日。瑞秋猪还拉动了当地的旅游，以它为原型制作的各种纪念品深受大众和旅游者的喜爱。艺术家还在雕塑上设计了一个投币孔，用娱乐参与的方式募集资金，基金会每年通过瑞秋猪筹集6000至9000美元，为市场所在社区的近1万名低收入居民提供帮助。
芝加哥千禧公园
芝加哥千禧公园坐落于繁忙的密西根大道上，占地24英亩，长达一英里，是密西根湖畔重要的文化娱乐中心。这座被称为“芝加哥的前院”的千禧公园耗资47500万美元，从1999年到2004年历时5年得以落成。
这个占地24英亩的公园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超级公共艺术项目，由露天音乐厅、过街桥、雕塑、互动媒体构筑体、生态环境景观等组成。其中露天音乐厅、云门、皇冠喷泉是千禧公园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后现代建筑。其设计原则强调数位科技、自然地景与亲民互动，新的芝加哥公共艺术指南图册将其作为向游人重点推介的区域，甚至成为芝加哥人引以自豪的城市客厅。
声音：刷新我们的公共艺术概念
邱志杰
时至今日，大多数人对公共艺术的理解还是停留在公共空间中的雕塑上面。各大艺术学院的公共艺术专业，也常常只是雕塑系的变种。我们对什么是公共艺术，什么是公共空间的概念，都亟待刷新。
首先是公共空间的概念，并非只有户外空间或庞大的室内空间才是公共空间。维基百科对公共空间的描述是依据一个很有趣的角度——不需要花钱进入。照这种说法，街道、广场是典型的公共空间，而需要买票进入的电影院或收费的旅游景点作为公共空间就有点可疑了。我们不用去计较进入权限扩展到什么范围才算公众，我理解维基撰写者要强调的其实是分享和连接，也就是它的共同体功能。希腊的广场和乡土中国中的祠堂、井口是公共空间，并不是因为它空间阔达开敞，而是因为人们在这里交换意见，共同生活，结为共同体。
因此，一个不让人进入的草地上的一尊雕塑，或者一个交通环岛中心的庞大的喷泉，都不见得是公共空间。一个市政府形象工程广场上，由政府订购营建的大型景观装置，如今渐渐也追求一种开放性。但这种开放性往往只体现为空间是可步入的、园林式的，它仍然不是一种公共空间。甚至当它也设置一些游玩设施、公园长椅、健身器材之类，人们可以在这里休憩、游戏，它依然还不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这个空间的使用者们拥有发言权的地方。他们在具有共同的凝视目标之余，应该可以交谈，表态喜欢或不喜欢，争吵并最终妥协出共识。
也就是说，公共艺术作为公共空间中的艺术，最好先问问使用这些空间的老百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现有的方案他们喜欢不喜欢，他们准备怎么使用这些作品。缺少这样的民主程序，即使开发商或者政府主导的公共艺术建设幸运地找到了最好的艺术家来创作，作品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
既然意见表达是公共空间的核心，公共空间不但是物理性的，更是心理性的。公共艺术就必须从狭隘的雕塑和壁画的范畴向外扩展，这种变化在中国已经开始发生，如景观装置、环境艺术、城市家具等也开始被看做公共艺术。但这还远远不够，公共艺术还应该从视觉艺术向外扩展，社区戏剧、教育、集会、节日庆典、礼仪活动等等，所有具备社会组织和公共交往能量的工作都可以成为公共艺术。我们要更多地把临时性的、动态的、功能性的艺术活动纳入公共艺术的范畴。社区改造、人居环境和活动设计等实用性活动，当它们除了能真正地具有现实功能，还能够主动地、富于想象力地刷新我们的象征体系，就是一种新公共艺术。
作者：尹春芳 现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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