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马晋甫
杨维桢生于元成宗贞元二年（公元1296年），卒于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享年七十四岁。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会稽（今浙江诸暨）枫桥全堂人。字廉夫，因其父于全堂之铁崖山筑楼藏书，并令其与从兄杨维翰专心攻读五年， 时人称其为“杨铁崖”，因擅吹铁笛，故号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进士。历天台县尹、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总管推官，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杨维桢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其不赴，后隐居江湖，在松江筑园圃蓬台。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三高士”。著作有《东维子文集》、《春秋合题着说》、《史义拾遗》、《铁崖先生古乐府》、《复古诗集》等。
杨维桢自幼聪明颖悟，能“日记文章千言”，三十二岁中进士。他为人正直耿介，在任天台县尹时，因依法惩治作恶县吏，遭到报复被罢黜。后继任盐场司令，又因请求减轻盐税不允，决意投印去官，以忤上故，竟十年不获升迁。曾为辽、金、宋三史作“正统辩”千言，甚受总纂官欧阳玄（字元功）所激赏，被认为是百年公论不移的史笔之作。后升任江西儒学提举，因交通受阻，罢去。值兵乱，浪迹富春一带。张士诚据浙西，屡召不赴，戏答：“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后张士诚令其弟张士德上门求教，杨维桢站在元朝政府的立场，修了一封书信，臧否他的为人与行事。
杨维桢平生气度高旷，周游山水间常以声乐自随，后徙居松江（今属上海市），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在松江时与杨谦、陆居仁、吕佐良等交往甚深，吟咏唱和，诗赋相乐。吕良佐倡设诗文会，他为主评，与天下文人墨客切磋诗文，一时天下学士慕名前来赴会者，不可胜计。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派翰林詹同奉印登门召其纂修礼、乐书，他婉辞不去，答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以明不仕两朝之意。洪武三年，再被有司敦促，无奈赴京，赋《老客妇谣》一首再次表明不复出仕的决心。抵达南京，见到朱元璋，即奏称：“陛下竭吾所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于是，留京百有一十日，俟所修书叙例略定，即乞归家。朱元璋碍其名望之大，不好过于勉强，行前宋濂赠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
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历来评价很高。为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诡异谲怪，曾被人讥为“文妖”。诗歌尤其长于乐府，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所作《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人们还把他享誉最高的乐府诗，称为“铁崖乐府”。《明史》评他的诗说：“出入少陵、二李间，有旷世金石声”， 一时从者如流，被推为元代诗坛领袖，独领风骚40余年。他个性倔强，不逐时流，“史传”说他曾经戴华阳巾，披鹤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叫侍儿歌唱，自倚凤琶和之，宾客也随着翩跹起舞，人们都以为是“神仙中人”，其风流洒脱如此。
《元夕与妇饮》这是一首乐府诗，收录在《杨铁崖先生古乐府集》中，清人顧嗣立在《元诗选》中也曾辑录。诗中主要是描写他在元宵节的夜晚与夫人一起饮酒时的快乐心情。其诗曰：
问夜夜何其，睠兹灯火夕。
月出屋东头，照见琴与册。
老妇纪节序，清夜罗酒席。
右蛮舞袅袅，左琼歌昔昔。
妇起劝我酒，寿我岁千百。
仰唾天上蜍，誓作酒中魄。
劝君饮此酒，呼月为酒客。
妇言自可听，为之浮大白。
（诗后附注）老妇曰：人言天孙思妃，不如月娥守孤。不知羿妇相弃以犇，曷若织女相望以久久也。
此诗大意是：
元宵节的夜晚，
灯火灿烂，
使人流连！
皎洁的明月出东山，
银光洒满庭院，
透过窗帘，
照到书幌，
映出琴弦。
妻子也高兴以为纪念，
特地安排了
一个小小的酒宴，
一边唱着《昔昔盐》，
一边舞起《菩萨蛮》。高举玉盏，
衷心祝愿：
祝君千百寿无边！
此时，
抬头见，天上月魂与我之酒魄，
同饮同欢，
同游同玩。
都来吧，让我们共同
与酒为友，
与月为伴，
妳说的好，大家一齐干！
诗后那段文字，是记录他夫人的话：“人们常说，天上的织女日夜盼望相会，不如月宫里的嫦娥，年年在那里孤守的好。可是却不知，那嫦娥为了自己的享乐，抛弃了丈夫后羿，独自奔到广寒宫里去了，是自寻苦寂，怎么能比得上织女长久相望，终有一会的快乐呢！”
读完此诗，我们不难体会到，杨维桢在仕途上几经挫折之后，深感“回天无力” ，不得不以优游来打发光景，在江山风月中消磨岁月的况味了。比如他曾在《漫成五首》的诗里说：
“四十已过五十来，
白日一半夜相催。
劝君秉烛须秉烛，
七十光阴能几回？”
“铁笛道人已倦游，
暮年懒上玉墀头。
只欲浮家苕雲上，小娃子夜唱湖州。”
尽管如此，但他那忧国忧民的心，依然未能泯灭，依然幻想着会有一天他还要以“神羊之毫，制作董狐之笔”，继续写他的“三史纲辩”。因此，在这首《元夕与妇饮》诗的后面，借夫人的话写出了“孤守曷若相望”的慨叹。
这是一首拟古乐府诗，写的很好，古人说：这种诗“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 它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并能表现激烈而直露的感情。它语言朴素自然，清新活泼，句式以五言为主，如歌如诉，道出时代人们的苦与乐、爱与恨，以及对于生与死的人生态度……《元夕与妇饮》就是运用了汉乐府这种民歌形式和朴素、自然、口语化的语言，生动而饱含激情的写出了诗人在元宵佳节，与妻子共饮的欢乐情景，并采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着力刻画他仰唾天上之“蜍”，誓作酒中之“魄”，而且像李白“邀月对饮”一样，亦欲把明月当做自己的“酒客”，来招待一番！
杨维桢的书法也和他的诗一样，讲究抒情，尤其是草书作品，显示出放浪形骸的个性和抒情意味。 不过这仅仅是整个元代书法中，极其个别的一个“特例”。
我们知道，公元一二七九年蒙古人灭掉南宋，统一全国，建立了大元王朝。元世祖忽必烈虽然和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一样，主张以武功治理天下。但是，自他入主中原之后，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巩固和发展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于是，学习汉族文化、笼络文人、士夫，以逐渐走向“文治”的道路。这到了仁宗、英宗时代，表现的非常强烈，特别是文宗，他十分喜爱书画，其兴趣之浓可与昔年之唐太宗相比。纵观元代书法，概括的来说是“初则宗唐，后则宗晋”的风格，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当是享有盛誉的一代宗师赵孟頫。元史称他“籀、篆、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近人马宗霍也说：“元之有赵吴兴（孟頫），亦犹晋之右军（羲之），唐之鲁公（颜真卿），皆所谓主坛坫者。”仁宗皇帝尝取其与夫人管道升、儿子赵雍的书法合装成册，让秘书监收藏起来，说要使后世知道“我朝一家父子、夫妇皆善书者”，可见“赵字”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在他的“得古刻数行，专心而学之，便可名世。”思想影响下，继承传统是这个时期的主流，同时的著名书家像鲜于枢、康里巙巙、耶律楚材、邓文原、虞集、揭徯斯、柯九思、吴炳、张雨等等，无不以“留心古迹”、“恪守古法”为准则，形成了圆润、飘逸、遒媚的唯美书风。而唯一敢于大胆创新、张揚个性、表现自我的就是杨维桢，他用篆、隶笔法，参以汉、魏古风，特别是行草书的点画、顿挫，间用侧锋方笔尤得章草法度，圆时以见柔美灵动之姿；方中而显刚劲峭拔之势。结字险绝、奇怪叠出，真是“胸中具磅礴之气，腕间担真实之力。”表现“一种在狂惑中追求旷逸自适的心境”。明代书家李东阳在他的《怀麓堂集》中说：“铁崖不以书名，而矫杰横发，称其为人。”徐有贞认为：“铁崖狂怪不经，而步履自高。”他们都说的非常中肯。我们今天研究杨维桢书法，其意义就在乎他敢于打碎历来以“二王”书风为唯一审美标准的桎梏，大大拓宽和丰富了文人书法的表现能力。他以古为新、独创独行，不失法度而又令人耳目一新，为后世的书法艺术，开辟了新的途径，尤其对现代书法的极大影响，可以说是起了先驱示范的作用，这一点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其传世作品有《张氏通波阡表》、《鬻字窝铭》、《城南唱和诗卷》、《梦游海棠城诗卷》、《竹西草堂记卷》、《壶月轩记》等。其余墨迹多见于书札及书画题跋中。
《行书诗•元夕与妇饮》是杨维桢写给子刚和宗唐两位地方官员（可能是主管军政、司法方面的）的诗柬一类的信札，他把《元夕与妇饮》这首诗抄给他们，以表示自己对现实生活的喜悦和乐观，同时，也透露了他不甘寂寞的心情。此札还嘱咐竹林先生再誊录一份送给刑部衙门，请教一下名叫光和的人，虽属谦词，但为一石二鸟。全篇正文12行，依次轻松舒缓的书写，边忆边述，活灵活现。看似漫不经心，实则非常认真，一字不苟，这里我们不仅从每个字的点画看出，还从许多的篆隶书法与碑帖异体中得到答案（如夜、眷、册、奔、魄等字），这些字，有的生僻、有的变异，恣肆古奥，狂放雄强，显示出奇诡的想像力和磅礴的气概。因而，我们也从中了解了他古怪、倔强的性格——即使一封普通信札也不草率从事——这还与他深厚的学养有着直接的关系，并非常人所能企及。
当然，也不是全篇文字都是如此。记录夫人的议论，写的就比较自然流畅，并且用较小的字，写在了诗的最后一行的下部，似乎是一个“小注”，这样，不但不被忽略，反而会更能引起读者注目。左边上款字体略大，写的更加随心所欲、挥洒自如，也没有刻意去书写特殊的异体字，一方面是有别于正文，同时也表示对收件人的尊重。所以我们说，这通诗札，它既有精心创作的庄重美，又有随意书写的自然美，集古朴典雅于一帧，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诗书皆臻完美的作品。
《行书诗•元夕与妇饮》，纸本，墨迹。纵29公分，横57公分。经著名书画收藏家王季迁先生鉴定为真迹，并经多家藏主宝存，后由浙江出版社等出版发行，也算是杨维现存书法作品中的一件“名品”了。
（本文作者为中国国画研究院研究员）
2012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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