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朗西埃是法国著名的学者，生于1940年，他像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布迪厄等一样，既是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又算是社会学家、艺术批评家、社会活动家等等。他的学术特征无法用单一方面来确定，而这种多种领域都涉猎、研究正是当代众多学者的共同特征。朗西埃写历史，有《劳动之夜：19世纪法国工人的梦想》;写哲学，有《哲学家及其穷人》;写政治，有《对民主的仇恨》、《政治的边缘》;而写美学，有《异见：美学与政治》、《美学的政治》、《图像的未来(影像的宿命)》、《被解放的旁观者》、《美学及其不满》等等。从这一点上讲，当代的文化趋势又回到了通才通论的时代，而不仅仅是某一种理论转向或某一孤立的领域。这对于所谓的“当代艺术”事实上也是如此，从朗西埃的特异的阐释视角，也许使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待艺术及当代艺术。
关键是在“当代”的标示下，一切都处于重新审视、重新思考的境地。艺术、美学如此，哲学、政治、历史、社会等无不如此，否则我们的思考无法进入到今天的理论思考与现实行动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这样正处于现代化的国家里，并不仅仅是经济的理论思考才是最现实的理论实践，而是一切的理论思考都是中国现实的思考。这一点从朗西埃这一类学者的理论实践上可以得到启悟和见证。“虽然朗西埃对系统的哲学深有厌恶，但他还是进行独特的、扎实的学术工程，以期重新塑造学院学科和当代思想对政治与美学的复杂关系的思考。”朗西埃的关键之处是他对当下流行的各种理论话语都给以独特的“异见”(disagreement/dissensus)的分析和讨论，因此他的很多理论与思想不太符合主流的学术模式。
在没有全面深入地研究朗西埃之前，不妨先从他对若干具体问题的论述中来看他的观点，也因为阅读者的差异，对他的论述的考察点也不一样。对其政治性的理论建树需要专文进行剖析，这里仅就他具体谈到的“政治艺术的矛盾”来讨论他对当代艺术的观点或异见。
三个艺术模式(model)或体系(regime)
朗西埃发现新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讨论艺术对“政治的回归”大量的展览和研讨会都重申艺术具有抵抗各式各样的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统治的能力。同时，对艺术的这种政治能力的新信念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用媒体和广告图像制作的巨大雕像，使人意识到它们对我们的知觉产生的力量;有的把看不见的纪念碑埋在地下，来纪念上个世纪的罪行;有的艺术家用假身份证混入大老板和政治家的会议上使他们难堪;有的设计了旗帜和面罩提供给街头反对权力的示威队伍，等等。
朗西埃指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长久以来人们假定当艺术向我们表现出反叛的东西时，它可以迫使我们去反叛，这种假设包含着因果关系、意图与结果关系的特殊形式。“事实上，艺术的政治遭遇一种奇怪的精神分离的创伤。首先，艺术家和批评家从来不会厌倦重复说，艺术实践必须不断地重新定位，放在更加新的语境中”。我们现在的语境是后期资本主义，或经济全球化或计算机通信和数码相机时代，所以我们必须彻底地重新思考艺术的政治。其次，这些艺术家和批评家又都迷恋于这种艺术功效的范式，这种范式其实在这些技术发明出来之前的两个世纪已经被揭穿。因此，就需要改变通常的视角，与我们现在的视角保持最大的距离，然后再来提出如下问题：艺术功效的什么类型影响着我们有关艺术实践的政治含义的的策略、希望和判断?这些类型又属于什么时代?
事实上，朗西埃是以他的批判态度来面对当代的艺术理论问题的。关于艺术，他将之放在美学与政治的框架中，从历史渊源来追溯艺术的功效的几个范式。一是再现体制(The Representational Regime of Art)，它追求模仿(mimesis)，譬如把舞台、剧场当做模仿真实世界的空间，将其上出演的戏剧看作是真实生活的样板，起到规范行为、引导情感的作用或功效。这在18世纪受到了质疑。我们不再认为舞台上展示道德和邪恶能够改善人的行为，但是现在我们又继续这样表演，好像用树脂复制了一件商业偶像就会对“景观”产生抵抗作用。朗西埃将它称之为“艺术功效的教育学模式”(pedagogical model of the efficacy of art)。“模仿的逻辑在于赋予艺术品据认为可以激发出观者的行为的效果的能力。”
艺术的功效不在于它所提供的模式(或反模式)，而首先在于它产生的空间与时间的分隔，决定了在前在后、在里在外、在一起或分开的方式。这实际上是艺术的功效的第二个范式，即艺术的伦理体制(The Ethnic Regime of Art)，它不在于通过再现来改善行为，而是让所有的生命体直接地体现共性的感觉。这种范式指向了政治功效的问题核心，它抛弃了艺术与政治被分开的方式，而是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构成作为艺术品的社群。该范式可上溯到柏拉图，但后来披上了反再现的现代伪装。今天我们仍然认为艺术必须摆脱艺术界本身，才能在“真实生活”中有效。譬如我们调动观众参与进来，将艺术展览变成政治行动主义的空间，让艺术家深入到荒废的郊区里发明新的社会关系模式等等，这些都是力图颠覆戏剧的逻辑。因此，从一开始，批评艺术的观念就处在两种教育学之间：一是再现中介(representational mediation)，一是伦理直接性(ethical immediacy)。
艺术的美学体制(The Aesthetic Regime of Art)与前两个体制形成鲜明对比，审美指的是将组成艺术形式的生产与特色社会功能的每一个决定性关系悬置起来。如温克尔曼和席勒所讨论的雕像不再是宗教仪式或公民仪式的一个元素，不再用来描述信仰，或指社会区分，或指道德改善，或去动员个体或集体。它不面向特定观众，它向一切无名的美术馆观众开放，对于美术馆，它既是特色类型的建筑，又是构成公共空间的形式和可见性的方式，所有这些再现作品都脱离了特定的目的，都是“漠然的注视”。这意味着审美断裂带来功效的矛盾形式，艺术才能的生产和艺术目的脱节，感觉形式之间脱节，它们可阅读的意义与其效果脱节。这就是异见、不一致(dissensus)的效果，这是感觉与感觉之间的冲突，异见是感觉的体现与产生意义之间的冲突，或是几种感觉的体制和身体或身体之间的冲突。异见成为政治的核心。而政治打破了“自然”秩序的感觉的自我证明，这种秩序本来是规定特定个体和团体居于统治或被统治的地位上，这种自然的秩序是可见与不可见的分配，是话语与噪音的分配，将身体固定在它们的位置上，将私人性与公共性分为不同的部分，这就是管制(the po:ice)的秩序。因此，政治可以定义成通过发明新的主体来打破管制秩序的行动。政治发明集体阐释的新形式，用发明新的理解感知物的方式来再构给定物，也就是发明新的身体能力，如可见与不可见、可听与不可听之间的新的构成，新的空间时间分配等等。政治就是创造不一致的“常识”的新形式。
如果存在艺术与政治之间的连续，则应该是由异见、不一致构成的，这是美学体制的核心。艺术品能够提供异见效果，是因为它们既不给出教训，也没有任何目的。那么，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核心矛盾是什么呢?艺术和政治都定义了异见的形式，是对感觉的共同经验的不一致、异见的重构。如果存在“政治的美学”，那么它存在于通过主体化的政治程序来重构共同性的分配中。相应地，如果存在“美学的政治”，则它存在于艺术的可见性的实践与方式中，它重构了感觉的经验的结构。而“艺术的政治”涉及到几种逻辑的复杂关系，首先，存在早于艺术意图与策略的美学的政治：剧院、美术馆和书籍都是“审美的”实体。它们是空间时间、可见物与不可见物的特殊分配，它们创造了“常识”的特殊形式，而不会考虑艺术家意图传达的特殊含义。这不是简单的体制的问题，而是空间分配的框架与感知结构形成的问题。“美学的政治”构成了个体性的新形式和新的此性(haecceities)。
朗西埃指出这类艺术成为“社会建筑”，艺术家成为新的社区纽带的创造者，艺术的当前概念是作为一种修复社会纽带的手段，用之作为策略去颠覆市场、媒体等等的功能化。艺术并不会超出自身边界、或脱离自身并介入到“真实世界”就变得批评或政治性。并没有“真实的世界”在艺术之外起作用，没有“真实的世界”，只有对所规定的作为我们的真实世界的有限构成，作为我们的感知的对象和我们介入的领域。真实界总是一种建构的事情，一种“虚构”的事情。
感知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在感知的分配中，“感知”成为人作为对象与本质的起点和体现，也是人传达内在主体性、主观性的方式，也是接受外部刺激、外在世界一切制约、管制(po:ice)、改造的一种机制(dispositif)，重新阐释、解读感知、感觉的主体性和独立性，等于是在今天的政治世界里重新认识自我和作为美学与艺术的意义。作为理论概念的“感知的分配”就成为政治世界的一种自行独立运行的机制或体制，它掌握、控制了所有一切的感知行为，从政治的异见表达到美学行为的追求和接纳，都属于“感知的分配”。从艺术的角度，感知的被改变、更新、表达，都是一件政治异见的事情。感知的分配与三个艺术体制的关系，不再是对艺术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样的分期、分类型来讨论或叙事，而是以艺术的美学体制、艺术的伦理体制和再现体制之间的一种关系，这样，艺术的功效(efficacy)就是打破边界，模糊界定自身行动的边界，艺术实践(做艺术)就是移动艺术的边界。
政治实践就是移动(改变)被认为是政治性的东西边界(doing politics means displacing the borders of what is acknowledged as the political)。正如Steven Corcoran所说，朗西埃对艺术和政治的概念化，是作为异见行动的形式，旨在捕捉到它们的创新能力的共同性，以打破主流形式。这是审美的自由，是经验或表象的分离的领域，也建立在朗西埃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平等原则的基础上。齐泽克认为朗西埃对政治性中内在的美学特质的倡导，未必不是对19世纪的民粹主义反叛的怀旧。齐泽克又说这个暂且不论，就我们置身在全球化的后工业社会中，朗西埃的思想比任何都更加现实，在这个左派迷失方向的时代里，他的著作提供了我们如何继续抵抗下去的概念系统。因为朗西埃也是政治哲学家，所以他对政治的解读多于对美学-艺术的解读，甚至后者和前者是不可分的，这对于中国语境下识读艺术和政治的关系很有意义，关键一点是超出中国语境中对政治的狭隘理解和定义，甚至对“政治”概念的专断。朗西埃在其他著作里反复强调平等原则的重要，就是要把政治还给人民。同样，艺术的政治含义也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但是把艺术的自由和艺术在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和独立性还给人民，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的政治”。
朗西埃离我们有多远，我们还不知道;朗西埃都有什么，需要我们去发现。现在是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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