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年近80高龄的油画家靳尚谊在名为“向维米尔致意”的展览中,展示了《惶恐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新戴尔夫特风景》和《戴尔夫特老街》3张貌似临摹维米尔原作而意在重新审视古典、面对当代的新作,引起油画界、美术界的广泛关注。展览有趣的地方,不仅在于靳尚谊将维米尔原作中的人物进行“跨时空置换”,更为重要的是,老先生“勇敢”地开启了网上讨论会,任由网友“发声”,并发布了ipad数字画册,这种盛邀广大美术爱好者和吸引全社会兴趣的做法,并非大众文化中的“噱头”,而是在提示我们油画这个古老的画种在信息化时代的大美术视野中所具有的价值,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关于艺术本体、技术与创作等方面的思考。

惶恐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一张好画与一堆观念,孰轻孰重?

油画这个发轫于西方,繁盛于西方的古老画种,自上世纪中期开始受到严重挑战,“绘画死亡”、“艺术终结”的言论不绝于耳。西方艺术界开始将油画视为保守或落后的“代名词”,而将装置、影像和新媒体艺术作品看作“时代的发音器”。这种思潮以及带有各种强烈观念的艺术尝试,也从上世纪80年代末传入中国,影响和造就了一批“当代艺术明星”,进而改变了中国美术格局,也影响到了油画这个传入中国不过百年的画种在美术界的发展。2010年前后,西方出现了一股对于过于“观念化”艺术世界的反拨,架上艺术(包括油画)开始“悄然”出现在西方美术学院里,各种油画的交易也呈现良好势头。

对于中国而言,油画始终是美术创作的大宗。美术学院长期坚守着油画的教学与创作,并将“造型”这个核心板块在美术教育中的作用不断发展完善。繁荣的市场交易,也印证了大众对油画的市场需求。尤其是一些小幅油画,已经开始广泛被中产阶层接受,油画已经不单是存在地库等待升值的投资品,而是人们装饰空间的理想选择。

正是在国内外两种大背景的影响下,在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等组织的坚守下,一张好画与一堆观念,孰轻孰重的问题似乎已经有了答案。至此,从中国美术界内部开始了一股反思的潮流,那个似乎已经很少有人关心的问题,即技术和观念在艺术创作中的关系开始被人们重新认识。“我们现在强调的想法,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它们。”从靳尚谊这个被广为传播的观点中不难看出,技术在靳尚谊创作中的作用,而其新作揭示出的,则是对技术与观念一种更为深入的发问与思考。

技术至上的回归?

在靳尚谊新作的网上研讨会中,有网友指出,其所倡导的“技术问题”,到底是路标还是路障?该网友的潜台词在于,对技术的一味强调,对“小问题”的纠结,而疏于观念的传达,最终会导致油画走入死胡同。在美术界,持同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长期以来,中国的学院美术教育,在留欧、留苏等先辈美术家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在几代美术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形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学院派”油画家。他们往往具有扎实的造型能力,形式语言趋于写实,技术的高低往往成为作品优劣的主要标准。然而,随着观念艺术的“侵袭”,油画创作内部产生了涟漪,评判的标准发生了变化。不少主题性创作,因涉及为政治服务的意图而受到一些人的诟病,但是耐心地分析中国油画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无论是像《开国大典》还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奇葩“西藏主题创作”,都没有被政治意图所累,而是在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上作出了重要探索,董希文、吴作人、潘世勋等油画家在油画语言的丰富与表现上,取得了可贵的成就。时至今日,这种对于油画本体的思考并没有停止。去年,杨飞云等中国油画名家集体到西方博物馆临摹艺术大师经典作品,“回到写生”、“面对原典”等一系列大型展览的举办,似乎预示着对油画本体,技术语言至上的回归。今年,当潘公凯面对靳尚谊的新作时,提出了耐人寻味的“后古典”观念。他的解释是,“中国新世纪油画创作中一种新的可能性被揭示出来,这种可能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临摹中创作,在创作中临摹,形成一种新的拼贴风格;二是在临摹中显示作者技巧功力的同时,又在创作中投射作者的理念和感受,这是一种西式文脉中的‘以古为新’”。这个概念的提出,并不仅仅适用于靳尚谊,而是将油画界可以推广的创作方法——“以古为新”以及被长期忽略的临摹问题再次提了出来。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透析”,即油画家如何将扎实的基础转变为一幅优秀的创作?这个问题曾因各种观念艺术创作的流行而被忽视、被遮蔽,都是中国油画发展绕不开的一个坎儿。

关于技术的新解

在中国油画界,技术的好坏往往被称为“手艺好不好”,或“活儿怎么样”。而决定活儿好坏的关键要素,也是油画基础训练之一的素描,在最近两年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与重视。

跨学科学者马慧元曾描述:“可持续发展的手艺近于思想。也许更确切的表达是,思想就是对种种手艺的综合、调配与平衡,这其中有无限种可能,而个性就爆发于此。”当代艺术家徐冰很欣赏这句话,这位在西方艺术界获得认可,习惯使用当代艺术语言的艺术家,将素描或者手艺,赋予了更新的诠释。徐冰认为,艺术的深度是艺术家处理手头的“活儿”与社会之关系水平高下的结果。对时代的敏感并将其转换为有效的艺术语言的能力,这是艺术家工作实质的部分。

其实，如果我们分析现代与后现代两位大师，毕加索与安迪·沃霍尔的成长经历不难看出，毕加索在立体主义风格出现之前，曾有相当扎实的造型能力，其素描功底深厚，而安迪·沃霍尔在将图像引入当代艺术世界之前，也在插图中表现出了过人的线与面的表现能力。

在中国，一些写实油画家，也开始研究写实之中的抽象元素，以及介于写实与抽象之间的意象表现，一种对技术更为全面的认识开始出现。各种对于技术的新解，可以看成是“八五新潮美术”以来，艺术界一种过快与“世界接轨”的反省，一种对油画在其格局变化中的反思。这种反思与反省，对于油画界来说自是一件喜事，而对于受众而言，也是提高审美能力的一次机遇。

艺术从来不是个人行为，受众是艺术创作中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当下。而这种从主体创作层面对技术的反思，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展览和新作，会为观众审美能力提高和视觉经验的积累提供一个缓冲与训练。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样化，也才能形成受众对各种艺术形式的包容性与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