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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德·葛西里《内战》，2005
尽管处于孤绝状态，伊朗的当代艺术界非常活跃，充满创造力，却依然鲜为人知。ARTINFO所在的路易斯·布罗恩媒体公司（Louise Blouin Media）旗下刊物《Art+Auction》的主编本杰明·吉诺齐奥（Ben Genocchio）最近进行了一场伊朗之旅，为我们带来特别而稀见的报道。
我在德黑兰，这个国家的悖谬甚至在著名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中也明显可见。这座博物馆由伊朗艺术家、建筑师卡姆兰·迪巴（Kamran Diba）设计，作为对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著名的纽约古根汉姆博物馆建筑的颠倒版本，环形中央坡道盘旋而下，这座建筑最初给人的感觉是欢迎游客并保养良好。在我头顶上方，中央大厅悬挂着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的动态雕塑，是为该馆1977年开馆专门购进的，两年后，伊斯兰革命爆发，结束了君主奢侈放纵的统治。在我右侧是一件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1966年的无题雕塑作品，镀锌铁制部件从地面至天花板竖直地排成一排。目前看来还算不错。
贾德这件作品如今大概价值500万美元，只是为这家机构创建而购买的数百件印象派及现、当代艺术作品中的一件，2007年伦敦《卫报》的一篇文章称这批作品的价值大概近于25亿英镑。这件作品和考尔德的作品属于仍然在展示中的为数不多的几件西方作品，其余的莫奈、凡·高、毕沙罗、雷诺阿、高更、图卢兹-劳特累克、马格利特、米罗、勃拉克、波洛克和许多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便埋没在仓库中不见天日。仔细查看一下贾德的雕塑作品，我发现9个部分中有几个部分带有划痕，其中之一的划痕非常严重，通过某种溶剂的清洗又令其变色。它们在墙上的布置也不平衡，并且固定得很糟糕——有些是歪斜的。
无须特别深入地观察，便可发现近年来伊朗社会遭受的破坏。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言之成理或感觉正常。平常百姓的生活浑浑噩噩、怪异、错乱、充满意外、杂乱无章，我从机场乘坐的的士在路边被穿制服的警察拦下，强行在路边检查我的包。在革命之前，伊朗乃是该地区最为文明的、最称得上世界主义的国家之一。一场进步运动发生在其艺术与文学领域，电影与电视产业也发展成熟。（如今该国在广播电视业的垄断已将后者全然扼杀。）伊朗同时也曾是一个相对世俗化的社会。什叶派穆斯林占其大部分人口，他们虔诚却并不狂热。现代化与穆斯林曾在伊朗相处融洽。
“革命前我们公开地饮酒，私下里祈祷，而如今我们公开地祈祷，私下里饮酒，”我的向导如是说，他是一个有着工科学位的聪明人，他的工作是陪我到所有地方并报告我的一切活动。对此他直言不讳。有他在我身边，便是我进入这个外国人极度不受欢迎的国家遭遇的现实情况。根据伊朗官方报告，该国每年接纳游客约1万人，与该国诸多的文化魅力相比，这个数字真是低得惊人。阿契美尼德帝国（约公元前550至公元前330年）的首都波斯波利斯便是该地区最伟大的考古遗迹之一。与此相比，在迪拜附近一家华丽的购物中心伴有机场和艺博会，每年的游客量都能达到约100万人。
我的向导与我建立了友谊，他承认他正试图举家移民。他已申请过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公民身份。他并不是特例。我在德黑兰艺术圈中见到的许多人也都在寻找着出逃的途径。这不单是由于该国政府的核野心受到的国际制裁对经济与社会的破坏性影响，已令年度食物和燃料补贴缩减了逾1000亿美元（此前这些都由伊朗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收益免费提供），也不单是由于对反对派绿色革命的持续镇压——人们说，这些，他们都能忍。实际的原因用美籍伊朗喜剧演员康比兹·胡赛尼（Kambiz Hosseini）的话来说，是“希望的灭绝”。2009年夏天的选举出现严重争议，反对派的支持者们首次走上街头，随后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镇压和封锁工事，令人们确信一切都不会发生改变。从此政权与广大人民分得越来越远。其分歧明显可见。
在丝绸之路画廊（Silk Road Gallery）的一次经历或许最能概括当今伊朗艺术家的尴尬地位。丝绸之路画廊是一家私人画廊，在城市北部的一幢公寓大楼中，专攻伊朗摄影作品。在认真地欣赏过艺术家和获奖作家佩曼·胡斯曼扎达（Peyman Hooshmandzadeh）（他的书刚刚被禁）的一组摄影作品时，一幅照片使我停下脚步，照片展现的是一家德黑兰的咖啡馆中，年轻人们通过书籍观看伊朗著名的旅居海外的当代艺术家西丽·娜沙特（Shirin Neshat）的摄影作品。我问画廊主阿娜希塔·葛贝安-艾泰哈迪（Anahita Ghabaian-Ettehadieh）她们为何对娜沙特的作品感兴趣。“因为在她自己的国家从未展览过，”她如是回答。
（申舶良/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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