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009年开始，“历史”这个词就时常见诸报端，大概是每逢整数年头，国人都喜欢庆贺一番，论起当年，无不眉飞色舞，在历史的名义下既忆苦思甜，也衣锦还乡，在“历史化”这种仪式下，顺天应时地把自己刻到封神榜上。“历史”有这等好处，当然会引发人们病态的迷恋，这种迷恋，赶时髦地说，不妨叫做“历史控”。
49、79这些年份自然要被公开纪念，而“89”则是在私人饭局上被屡屡提及，尤其是对于当代艺术圈来说，“89”已成为了一个特指，89年初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现代艺术大展”已被视为是一个艺术史上的里程碑性的事件，以至于它时常被圈内人简称为“89大展”。不过，到了2009年初，因某种原因，高名潞并没有办成“89大展”的二十周年纪念派对，在他愤然为此抗议的时候，甚至更早，方力钧和吕澎各自的“历史”展览已经在准备中了。
方力钧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时间线索”是一个把自己的艺术生涯回顾到了极致的展览，展品中最早一件是1975年他小学三年级画的画，此处颇具“传记研究”的样子，而展览布置上的“历史大事记”的方式，也很像是一部已经定论的艺术史，一切都好像是在说明这一切——这个艺术家的成功——是历史的必然。可是，方力钧出生于1963年，今年才48岁，刚到中年，他的艺术实践继续延伸，或者突然转变的可能都很大，总之，还不至于到了为自己盖棺定论的时候。或许，“历史控”其实并不是什么新出现的症状，而是“成功学”的又一种变体。
实际上，2010年最壮观的一次“历史控”大发作则是吕澎策划的“改造历史”。这个展览花了1800万，有专门的展览主题曲《改造历史之歌》，场地在毗邻鸟巢的国家会议中心地下一层，颁奖仪式由央视九频道主持人主持……吊诡的是，这个在主题和文章中很艺术史的展览，如果从展览现场和参展合约上看却很博览会。既想要在史上留名，又想要在当下大卖，这似乎是“历史控”的隐藏症状，即历史功利主义的发作。
追究起来，在所谓“历史控”的背后，更多的并不是那种国人自古以来的历史至上的观念，而是已经把“历史”当作了一种营销手段，甚至销售法宝。当有人要以艺术史来指导当代艺术收藏的时候，这时候的“艺术史”其实是特指的，这样的“历史控”实际上是想“控历史”， 于是，“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老话，又有了其最新的含义。
青年牌
与对历史的过度消费相呼应的是对未来的提前透支。金融危机过后，舆论所谓当代艺术要重新洗牌，而所谓洗牌者，皆理解为新陈代谢，何为新，年纪轻。于是，青年人就这样被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以我有限的见闻，2010年各种以“青年”为题的活动不计其数，其中我参与的就有：A4当代艺术中心的“青年策展人计划”、北京时代美术馆的“楼上的青年”提名展、OCT当代艺术中心的“青年OCAT计划”、中国美术学院现象学研究中心的首届青年批评家论坛，以及搜狐789艺文节，甚至连“改造历史”这样的展览，都专门设立了一个“中国青年新艺术邀请展”单元，邀请青年批评家来推荐青年艺术家。那些没有提到“青年”字眼，但实质也是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展览活动更是数不胜数，其中影响颇大的有泰康空间的“五十一平方”、心境——第三届上海MOCA文献展，这两个展览都是青年策展人、艺术家主导的活动，而青年批评家们则主导了叫做“金棕榈、金酸梅”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评选活动。
当然，关注青年人无可厚非，甚至天经地义， 在一个连80后都已三十岁了的年代，问题早已不是该不该关注青年，而是如何才能被青年关注。不过，那些并不敏感的媒体更多的只是把青年作为一个很快就会被消费掉的话题，而更多的艺术机构，如很多画廊举办的青年艺术家的展览，也只是为了推出新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寻找新的市场增长点——换言之，在大部分时候，“青年”只是一张牌，在各种各样的消费中被打来打去。
这张牌很管用，在这个人们不满现状并渴望变化的年代，某种改变的期望实际上寄托在了年轻人身上，青年被理解成一种历史推动力，也就是把青年纳入到历史进步论中去了，在这个如此急进的国度，年轻似乎已经是一种天然的政治正确。这张牌也很危险，它的过度使用已经塑造出了一种漫无边际，整一而单薄的青年形象，仿佛所有的青年人都是一个样子。甚至，就像“人民”这个词汇一样，“青年”这个符号似乎超越了所有具体的青年人，最终成了对实实在在的青年个体实际上的漠视。
不是吗，为什么叫“青年艺术家”，而不直接叫“艺术家”，因为“青年艺术家”实际上是一种他者化的身份，正如有的艺术家不叫艺术家，而只叫“女性艺术家”。实际上，打这张“青年”牌的，很少是青年人自己。
总有人想彻底定义这个尚未展开的时代，并提前透支历史的命名权，在“青年”这张牌上，透露着如此的信息。曾经，青年人是自由放任、毫无责任感的一代，让人痛心疾首，后来，他们又成了鸟巢一代、汶川一代，被人寄予厚望，可是，他们又成了“蜗居”的“蚁族”，教人同情怜悯。总之，总有人要代表青年人说话。
但什么时候能听听他们自己开口的发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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