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南方的消费者就是喜欢‘广交会’式的氛围，我认为没什么不好。巴塞尔和香港的例子恰恰说明，比市场环境更能够决定艺博会成败的，是城市本身的气质。”赵力说。
2010年10月底，英国Frieze艺术博览会闭幕了。无论参展规模还是观众数量，都创造了该艺博会的新历史。对于12月在广州举行的艺博会来说，这究竟是个好消息，还是个坏消息?
暗淡的2010
西方媒体相信，“有点挤”的Frieze昭示了当代艺术品市场正在回暖。这次他们终于敢这么说了。6月的巴塞尔艺博会，也曾经人头攒动，捷报频传，销售额甚至超过了四五年前市场最疯狂的时期，然而，那时候媒体只是谨慎地表示“奇迹再现了”。因为大家都明白：这就是巴塞尔，一贯如此。
总的来说，上半年全球对待艺术品市场的态度都很保守。春季的“艺术北京”，干脆以“亚洲当代艺术市场能否走出危机”为题，拉开艺术经济论坛的帷幕。参展画廊尚未进入角色就已经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金融危机还没有走远，不要对成交量抱太大希望。结果不出所料，大部分画廊的销售成绩与往年不相上下。尽管有90%左右的展商售出作品，但大部分卖出的只是尺幅较小、价格偏低或适中的类型，没有惊喜。
5月的香港国际艺术展如今看来确实有“巴塞尔”的影子，不仅成长迅速，更神似的是效应独立，不可复制。今年，他们的各项数据让艺术界振奋，不少人因此认为中国艺术市场率先回春了。可惜，事实证明香港的星星之火并没有在内地形成燎原之势，相反，对同样号称是亚洲金融商业中心的上海，形成了明显的冲击。
与同期举办的韩国艺博会相比，随后的“上海当代”(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销售成绩并不理想，甚至可以说让人失望。从心理层面而言，这一结果与香港国际艺术展多少有些关系。内地的艺术圈好不容易在北京统一了一颗“平常心”，却因香港的勃勃生机有了涟漪，有了对比，继而有了落差。
当然，客观上“上海当代”也存在硬伤。外国画廊虽占到1/3，但亚洲以外地区的画廊仅十几家，美国与英国这两大当代艺术中心的画廊无一到场。即便是参展的外国画廊，多数也选择了国内艺术家的作品。“这届和前两届差不多”，一位定居在上海的匈牙利艺术家表示，好几家画廊的作品他之前就见过，从突破性而言这届并无出彩之处。
出于自我安慰，分析人士又捡起了“后金融危机”理论，认为“世博会”之所以没有如“奥运会”一般，对国内艺术市场起到拉动作用，仍然与全球当代艺术品市场的现状分不开。艺术市场的复苏往往处于经济复苏的最后一个环节，如今时机未到。
在这一舆论下，今年广州艺博会也识时务地打出了“欢迎智慧买家”的口号，不难看出他们对销售结果已经做了不乐观的预计。
城市气质决定销售策略
“其实，广州完全没必要过分担心。”中国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总监赵力分析，广州艺博会一直以来均以岭南派作品和经典艺术品为主，珠三角、港澳台、东南亚的收藏家是其主要消费人群。这些人性格务实，审美情趣趋于传统，较早形成了艺术品消费习惯，所以，这么多年来广州艺博会的声势虽比不上北京、上海，销售额却始终比较稳定。艺博会的本质就是一个交易平台，一切都应该围绕销售额服务。“如果南方的消费者就是喜欢‘广交会’式的氛围，我认为没什么不好。巴塞尔和香港的例子恰恰说明，比市场环境更能够决定艺博会成败的是城市本身的气质。”
在业内人士看来，一个成功的博览会所依托的城市应当是艺术交流中心与艺术交易中心的结合体。否则至少也应占据一条：要么是历史文化悠久，像巴塞尔;要么是配套基础好，像马德里。可惜，目前国内各大城市均不同时具备以上两点，只能退而求其次。
不是竞争是竞走
北京现阶段的条件，适合扮演亚洲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一个艺术交流中心，要有10至20家一流的院校，要有一批一流的艺术家、一流的画廊，要有不止一个一流的艺术媒体和网站。相对国内其他城市，北京在这些方面有一定的基础，更为接近、更有希望。”赵力认为。这一角色决定了北京的艺博会必然体量比较大、内容比较完整。不管主办方的主观愿望如何，他们必然被视为代表中国，甚至代表亚洲。
“中艺博”号称是国际性的，往年国外的画廊占大部分，但是今年国外画廊明显地萎缩了，还有一些很新很小、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国内画廊参加。而“艺术北京”一开始就立足本土，打亚洲概念。除了画廊展，又衍生出摄影展、艺术家影院、艺术品设计商店、艺术书屋、时尚北京等新项目。就定位而言，后者更理性也更讨好。
与北京正好相反的另一种角色就是香港。客观上香港已经是自由贸易区，在税收上，他们拥有灵活的政策。比如，大画廊在这一区域进行艺术品交易，只需交很少的营业税，其他所得税是免除的。不像在北京、上海等地要交超过30%的税，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的问题，却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香港的另一个高招是整合收藏家资源，这同样与这座城市一贯的专业服务息息相关。每年，香港的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都会吸引大批重要的收藏家到场，艺博会选在同一时期举行，是既省心又聪明的策略。“他们在宣传方面做得很到位，VIP卡发得多，收藏家就会带自己的朋友一起来，人潮就多了，就带来了钱潮。”台湾画廊协会顾问陆洁民说。展会是香港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水准可以轻松、快捷地复制到任何领域。
上海，是一座从来不缺乏舶来品，也最容易接受、最热爱舶来品的城市。2007年，“上海当代”第一次在国内亮相，凭借国际展会巨头意大利博洛尼亚会展集团的背景，以及艺博会超人洛伦佐·鲁道夫的赫赫之名，立刻引发了一场有关京沪展会之争的议论。
遗憾的是，从诞生之日起“上海当代”就陷入了人事风波，然而无论怎么变，话事的都是洋面孔。2008年，瑞士籍合伙人皮埃尔·于贝尔退出，外界热切的关注旋即转为担忧;2009年，曾经当过乐队主唱的中英混血儿秦思源“临危受命”。他说：“只拥有国际化背景，并不了解中国艺术市场，这样的艺术总监对‘上海当代’的长期发展不见得有好处，”他认为自己可以充当一座桥梁，“让中西方的艺术思想进行沟通。”无奈话音刚落，2010年，意大利人马西莫·托里贾尼被任命为新一届的艺术总监，这次又回归了一个“纯种”。意大利人的回归，迅速否定了此前秦思源积极赋予“上海当代”的学术性、教育性功能。他认为，博览会就应该是一个交易平台，为交易服务，服务好交易，仅此而已。
“如何被落户的城市消化，是‘上海当代’和其他舶来品同样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显然不是换人就可以解决的。”陆洁民说。
在西方专家的观点里，艺博会的品牌，不单是由不同的收藏家群体和不同的艺术品类别构成的，更重要的是城市。中国的几大艺博会，本身就不应该是竞争关系，而应该是竞走关系，各走各的。只有首先想明白城市的气质，才能让艺博会有自己的气质，才谈得上有竞争力和发展前途的销售数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