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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 意大利文艺复兴珍品展招贴
罗契尔德收藏在卢浮宫的展陈安置
罗契尔德收藏于1936年7月25日运抵卢浮宫。科布伦茨（Suzanne Coblentz）说，通过“让肖夏尔收藏（collection Chauchard）的陈列更为紧凑……在莫利安殿（Pavillon Mollien）的二层……腾出两个展厅，紧挨着鲁本斯大厅。 ”
不过，将这一整批数量可观的藏品运送到卢浮宫，仍然是个不小的组织问题。莫里斯 德 罗契尔德男爵（baron Maurice de Rothschild）1936年7月10日这样给维尔纳写道：“亲爱的主席先生：依据我们上次的谈话，我在此向您确认，我应该在圣奥诺雷郊区街41号家里展开的工作一直拖延到现在，至迟将会从8月1日开始。我有义务向您请求接收所有的藏品——铜版画，书籍和素描。记得您曾同我讲到会有一个合适的地点接收这批藏品，在那里等待确定最终的展陈方案。为了规范起见，谨请您届时签署一份接收凭证，解除布隆先生对本批藏品的保管责任。此外我也十分乐意补充说明，我的全部人员将听从您的调遣，与卢浮宫人员通力合作，保证藏品的迁移顺利进行。我知道您将于23日离开，在此特请您于7月15日之后接待安德烈布隆，向他交待有关藏品迁移的全部事宜。布隆已与建筑师费朗（Ferrand）先生通过电话，后者似乎还在等待您的指示。”
七天之后，罗契尔德男爵的遗嘱执行人再次向维尔纳写道：“安德烈 布隆先生已被任命，以爱德蒙 德罗契尔德男爵及男爵夫人的名义并对其负责，在圣奥诺雷郊区街41号宅邸中向卢浮宫博物馆移交由罗契尔德继承人捐赠的铜版画、素描与插绘书籍收藏，该捐赠已于1935年12月28日在布尔特公证人处公证。7月16日周四，您曾派来几位搬运工人搬运该批藏品。罗契尔德继承人并未事先得到通知，获悉藏品搬运的准确日期和时间，其委托负责人也并未收到任何指示。在此情况下，他认为应该拒绝这样移交藏品。况且，捐赠人尤其希望贵馆能够指派一名馆藏研究员或行政主管代表在场，确保该批藏品的移交与搬运无虞。现在，您向罗契尔德继承人申请将移交日期推延八天，以便建筑师完成临时陈列厅的改造。我们认为将原定于7月20日的移交日期推迟至7月26日并无任何不妥。至于该批收藏的存放地点，在罗契尔德继承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我们充分信任卢浮宫博物馆的选择。鉴于移交日期变更，您希望我们将您之前寄给莫里斯德 罗契尔德男爵的责任解除单退还。我们认为只需在贵方代表实际接收到爱德蒙 德 罗契尔德收藏之后，修改接收凭证的日期即可。”
1936年7月26日这一天，罗契尔德收藏在卢浮宫博物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布隆作为馆藏研究员，选择尽可能缩短形成收藏与将其在博物馆环境下展出这二者之间的时间间隙。有档案清晰表明，布隆为自己设定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实现捐赠者当初明确的所有特殊的保藏和展陈条件，然而博物馆的行政系统则试图在博物馆内给予该批收藏以全新的法律框架。
通过法国行政院1936年11月12日的法令 ，国家不仅接受爱德蒙 德罗契尔德捐赠的藏品，同时接受四十万法郎赠款，用于该批藏品的保管。罗契尔德收藏的保管自此须符合若干明确的特殊条件。
维尔纳在当时的愿望非常明确，即在卢浮宫创立“版画博物馆”。罗契尔德收藏的名气虽足以支撑这一博物馆学意义上的创新，然而该计划的闪光之处很快在机构内部遇到迟疑态度而碰壁搁浅，创立“版画博物馆”的想法始终未能真正付诸实施……卢浮宫各收藏部门对于在博物馆内创立一个新的藏馆充满迟疑，反对这个乌托邦式的计划。
国家博物馆系统的馆藏研究员们对此项创新计划完全持保留态度，不愿就此赋予布隆与卢浮宫其他馆藏研究员同等的特权。尽管无法完全绕开这种保留态度，维尔纳仍然竭尽所能，希望按照捐赠者的初衷，推动罗契尔德收藏融入卢浮宫的整体馆藏之中。
他的行动效率无可置疑，法兰西共和国的两条政令足以证明。第一条政令颁布于1937年5月28日，并于1937年6月4日刊登在《官方日志》上。政令决定，卢浮宫博物馆的绘画、素描及铜版画馆自此划分为两个收藏馆。“即:1)绘画馆；2)素描、版画及铜版收藏馆，由素描收藏、铜版收藏以及由爱德蒙德 罗契尔德男爵及男爵夫人的继承人向卢浮宫捐赠的版画收藏组成。”第二条政令于1940年3月13日颁布，再次确认第一条政令。
正是遵循这一方向，人民阵线政府有意在卢浮宫创立一个新的收藏馆，以便从法律上保护罗契尔德男爵的收藏，而法西斯维希政府在1941年夏天撤销了这一决定。
二战胜利之初的法国政府并未修改维希政府关于取消素描、版画及铜版收藏馆的决定。直至1989年，纸本刻画艺术馆方才重见天日，其收藏包括素描收藏、罗契尔德男爵收藏以及卢浮宫铜版收藏。
最初的展览
对于罗契尔德收藏的传播首先意味着向公众展出。1937-1939年间，该批收藏经历了最早的几次展出。从中显露出对这批藏品的保管尚不成熟，但同时也彰显出公众对它的热切期待。媒体对捐赠的热烈反响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公众的关注。
此时，创建“版画博物馆”的设想仍然停留在工作日程上。对于收藏的保管而言，首先遇到的难题便是要遵从捐赠人的愿望，连续地展出版画藏品，问题是当时并没有合适的专门场所。这些被命名为“精美的版画与素描系列的经常性展出 ”的展览完全不符合今天的博物馆展陈设计逻辑。展期通常只有一个下午的时间，一份名为《卢浮宫爱德蒙 德 罗契尔德收藏展》的报告这样写道：
“爱德蒙 德罗契尔德男爵及男爵夫人的继承人于1935年捐赠的素描与铜版画作品于1937年在网球场美术馆与桔园美术馆展出之后，得益于亨利维尔纳先生的积极倡议，分别于1938年2月28日与3月14日实现了其在卢浮宫最早的两次展出。 其它同类展览正在筹备之中，计划安排在周一下午展出并于当天结束。展览将依照国家博物馆委员会决议制定的条件进行。 这几次最初的展览在艺术上获得非凡成功，以至于许多希望一睹为快的人惊讶于愿望无法实现。我们谨向有关方面反映他们的意见，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卢浮宫能够提供合适的展陈场地，允许展期稍长的展览举行。至今所实施的各项措施仅是临时性的，希望这些临时性的举措能够促生更长远的设计实施。 ”
这些展期仅持续一个下午的展览在技术和人员上都有着复杂的要求，以至于实际展出的次数非常有限。曾经出版过一个未标明时间的手册，对参观信息有所补充：“在这本小册子里，爱德蒙男爵的合作者、罗契尔德收藏现任馆藏研究员安德烈布隆先生通过讲述这批珍贵收藏的形成过程，并简要描述收藏的各个组成部分，展示出这一难得的遴选是如何构思的，具体来讲，它与卢浮宫的众多其它收藏的想法不谋而合……得益于爱德蒙德罗契尔德收藏，版画艺术得以在卢浮宫的众多艺术门类中获得它应有的位置”，维尔纳如是说。“卢浮宫之友协会”自然被邀请前来参观为他们特别安排的展览。不过，更重要的是1937-1939年间几次历时更长的展览，使得广大公众得以了解到收藏中的若干件珍品。
第一次公开展览于1937年7月在网球场美术馆举行。在展览图录 的前言中，布隆这样谈到：
“捐赠给卢浮宫的爱德蒙 德罗契尔德版画收藏仍需一段时间筹备方能面向公众展出。不过，为满足第一届国际版画大会的请求，我们在此展出收藏中最古老的作品。来自国外的馆藏研究员、艺术家与出版界人士要求卢浮宫博物馆在大会期间，从爱德蒙德 罗契尔德男爵的著名收藏中精选一百件早期印刷珍本进行展览。”
桔园美术馆成为最早致力于罗契尔德收藏公共展出的场所。《伦勃朗，素描及蚀刻画》于1937年夏天成功展出；《18世纪法国彩色版画》于1938年12月至1939年1月展出；最后，《法国大革命，版画与素描》于1939年6月23日开幕，为罗契尔德收藏在桔园美术馆的一系列展览画上句号。到了对纳粹德国宣战的时候，罗契尔德收藏的非凡活力终于陷入瘫痪。
战争与占领
法国在战争中被纳粹德国打败，法兰西共和国近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便是1940年6月22日停战日：法国贝当元帅的法西斯政权与希特勒第三帝国代表签署协议，法国军队与纳粹军队结束敌对状态，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被废除，纳粹对法国的占领条件得以确立。停战协议同时关注纳粹入侵方被囚禁或转移人员的命运，以及向第三帝国的德国人支付经济赔偿等问题。
然而在法国战败之前，1939年8月28日清晨6点钟，在P.B.C.公司牌照为9234 RJ 4的一辆卡车上，装有第一批四十箱从卢浮宫向香博尔（Chambord）方向转移的罗契尔德藏品。1939年8月28日-31日，罗契尔德收藏被全部转移。它们与国家公共收藏中的其它重点珍贵藏品一样，经历了从卢浮宫到香博尔城堡的迁徙。分装在一百六十六个标有“L.G.”记号包装箱中的罗契尔德收藏，随后又辗转抵达瓦朗舍城堡。编号“L.G.”（“卢浮宫版画”）代指爱德蒙德 罗契尔德继承人捐赠的全部收藏，并未针对藏品类别进一步细分（素描、书籍、手抄本或铜版画……）。
卢浮宫馆藏研究员德雷弗斯（Carle Dreyfus）1940年3月21日撰写过一份报告，即有关国家博物馆位于瓦朗舍城堡（chateau de Valen ay）的仓库。我们从报告的描述得知，“第一辆载有国家博物馆包装箱、目的地为瓦朗舍城堡的卡车于1939年9月13日抵达。从这一天开始，到10月14日为止，共有二十五辆卡车先后运达。城堡中被征用存放艺术品箱的房间有：一层的一间陈列室、一个大沙龙、一个保险柜，外加一个地下室，庭院入口处的车库工具间。在陈列室中存放了123个标记有“L.A.”的箱子（亚洲艺术部）。大沙龙中存放了36个标记有“O.A.”的箱子（中世纪、文艺复兴及现代工艺品部）、39个标记有“L.A.”的箱子（亚洲艺术部）、166个标有“L.G.”的箱子、篮子或收藏夹（爱德蒙德罗契尔德收藏）……存放于瓦朗舍城堡的藏品总计为532箱，它们分别存放在专门的接收地点，有明确的编号标记，方便需要时查找。亚洲艺术部与罗契尔德收藏的全部藏品都存放在瓦朗舍城堡，而其它博物馆或卢浮宫其它部门的藏品则分散存放于被征用的不同城堡之中……”
装有罗契尔德藏品的箱子在整个大战期间都存放在瓦朗舍城堡中。国家博物馆档案只记载过一次保管方面出现的漏水意外。瓦朗舍的藏品保管负责人如下描述这次事故：
“我向您确认，昨天即5月1日，我们在电话中沟通过的有关前一晚发生在瓦朗舍城堡的意外。 我9点40分收到皮耶下士的报告，于11点赶到瓦朗舍现场。 我在现场观察了解到，拉吉维尔 特维德公主（princesse Radziwill-Tweed）在18点左右使用过盆浴，当时并未发现浴缸排水有任何异常，浴缸中的水全部正常排出。然而，埋在浴室石板地面里的排水系统发生泄漏，导致在浴室地板层与大沙龙柱间中央区天花板之间形成一大滩积水。积水沿柱子与吊灯吊点流淌下来，并在积聚最重的地方造成破裂。天花板有将近两米长的范围损坏，露出天花板板条栅。水从破裂处流下，影响到地面一米五长的一片区域。
这次漏水事故波及或溅湿到L.G. 20, 37, 61 与72号包装箱，164与162号包装篮，117, 136, 133与134号包装盒，浸湿的程度各不相同。
在我的指挥下，所有上述包装都被打开、晾干。幸运的是，包装内的艺术品大多受到防水纸层的包裹保护。
尽管如此，被水浸泡过防水纸层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潮湿感，藏品因此被置于最佳的通风地点。
唯一受到实际损失的是L.G.20号箱，其中装有23册……
这些藏品的晾干被安排在条件允许的最好环境中进行。在等待馆藏研究员安德烈布隆先生到来之际，书籍被打开以保证最好的通风效果，因沾水而黏在一起的书页被重新揭开，并用吸水纸分隔。
L.G.136,144号纸箱的外保护层也受到水浸，纸箱本身并未受到损坏。
受到水浸但可恢复的所有包装均被转移到地下室做晾干处理。我下令扔掉被泡湿的纤维材料，以及那些因浸泡而变形为纸浆的纸箱层材料。
拉吉维尔公主及其年轻的丈夫特维德先生前来对于他们无意中造成的意外损失深表歉意。
我未能见到瓦朗舍公爵的管家蒙哥多（Montgodo）先生，他此次特别陪同主人前往巴黎，去赴公爵传统的周三晚宴。 ”
除却这些由于保存地点是私人宅邸而非符合保藏标准的博物馆空间而存在的风险之外，罗契尔德收藏在战争与法国被占领期间并未遇到其它危险。
其实，最主要的危险与这批收藏的“出身”相关。应该特别注意档案中无从考证的一个信息，即由科布伦茨转述布隆的一段话，需要以最严谨的态度加以考量。“尽管（国家对罗契尔德收藏的捐赠接收）程序完全规范，藏品于1936年7月25日实际转移到卢浮宫，然而在行政管理中，这批收藏一直难以真正融入卢浮宫”。科布伦茨说，“而且很可能由于收藏家的‘出身’，由于1940年停战协议之后开始实施的一系列种族歧视条款，而永远无法融入。 ”
维希政府的反犹立场促使其特意将“罗契尔德”这个名字从所有官方文件中删除。这使我们怀疑，将罗契尔德收藏让渡给纳粹占领者的想法曾经在法西斯维希政府某位官员的头脑中出现过。不过需要注意，这个甚至经常被布隆身边人士提及的假设，并不能从国家博物馆档案中找到确凿证据。档案不但无法证明维希政府曾有放弃罗契尔德收藏的意愿，而且应该说从总体上看，可以排除这个假设。毋庸置疑的是，在纳粹占领期间，坎普（G. van der Kemp）、维尔纳、萨勒（Georges Salles）、奥特格尔（Louis Hautecoeur）等国家博物馆界的馆藏研究员及其他知名人士为保护国家文化遗产有过大量令人起敬的行动，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维希政府的确产生了放弃罗契尔德收藏的念头，他们也会以最有效的方式对其加以保护。
于是，贝当法西斯政权仅仅满足于将此捐赠无理地强制定义为无名捐赠，出发点是这一收藏的犹太出身会使法西斯的种族主义宣传陷于失语。而国家博物馆的档案则表明，并非如那些猜忌所示，爱德蒙德 罗契尔德收藏自1936年起，便属于国家重要财产，正如1939年8月28日起被迁移到香博尔城堡的其它珍贵藏品一样。
随着二战结束、解放到来，罗契尔德收藏安全地返回卢浮宫博物馆。它从1946年7月开始，重新回到1936年为其指定的位于莫利安殿（Pavillon Mollien）的展厅之中。该批收藏在布隆的管理下重获生机，布隆继续对其进行图录编辑、藏品编目与出版的工作，直至1957年退休。
展览规划也从五十年代开始获得新的活力，一直延续到今天。
博物馆中的纸本刻画艺术收藏需要藉由有计划的展览，向公众展示其最珍贵的精美藏品，才能永葆生命力。从2004年开始，罗契尔德收藏除却在卢浮宫本馆进行学术研究展或侧重审美愉悦的普通公众展，又增加了将重点藏品带到国外展览的规划。这项外展计划旨在让全世界了解这一传奇收藏中的精美珍品，自然也应该面向中国公众。更何况，北京、上海、杭州、重庆和成都等城市已经在过去几年间领略过卢浮宫铜版收藏的魅力。
我们希望在此次几个月的展期内，通过展示精心挑选出的卢浮宫罗契尔德收藏中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珍品，使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参观者领略到与卢浮宫享有同样国际盛誉的艺术杰作的力量。
帕斯卡·托莱斯·戈尔迪奥拉
馆藏研究员
卢浮宫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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