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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荣宝斋送外宾的木板水印礼品《雅赏》
上世纪50年代荣宝斋木板水印车间
上世纪50年代初期，荣宝斋再版的《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成了我国对外有关部门馈赠国际友人的主要礼品，特别是馈赠亚太地区和平会议的代表们，其数量甚大，由此引发国际友人涌向荣宝斋，小小的店面霎时热闹了起来，这让我这个乡下人看到了荣宝斋的光明前途。随即联想到，既然印制浅淡的诗笺、信笺之类如此受到欢迎，那么如果加深复制成与原作相同，肯定更加能够反映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精髓，倘若再从小幅拓展成为大幅也能成功的话，那就既能保留与发扬民族历史传统文化艺术，而又可使荣宝斋名利双获。决心一下，就马上行动。
首先想到的是齐白石老先生，因为他的作品水墨淋漓，最适合木版水印。50年代初白石先生的画在市场上售价很低，地摊上2元一幅，荣宝斋付价较高，4元一尺。因彼此相处融洽，他经常过来走动，于是便将我萌发的想法说给他。不久，他就将24幅一组的册页作品送来，因为是特级稿件，除了按润格收购了原作外，出版后再另付一笔稿酬。为试验复制出版白石老人的这部作品，请叶浅予先生作序，并在扉页上附有白石老人的速写肖像，装潢也十分讲究，这部册页出版后十分畅销，颇得各方好评。
一天，徐悲鸿先生拿来一幅《奔马》，说他的一位英国朋友看上了，非要不可，但他自己也喜欢，送给他自己就没有了。他问我，荣宝斋能不能复制一批？如能他自己留件副本，其余还可由他签名出售，我便一口答应下来，并一举获得成功。由此又联想到，既然今人作品复制成功了，那么复制古人的作品不是可以为荣宝斋带来新的更大的影响吗？如能获得成功，将有益于发扬民族历史传统文化。我把这一想法拿去和一贯支持荣宝斋的郑振铎先生商量，郑老大加赞赏，从他主管的国家文物局取来“新罗山人”的一轴中幅彩墨花鸟交荣宝斋试印。当水印版的古代名画样张送郑老审阅时，他十分称赞，并马上请来张葱玉先生和几位专家共同评论，都一致表示非常满意。呈送叶圣陶副署长审阅的样张，他挂在厅堂，来客看到后，误以为叶老在收藏古旧字画文物哩。当叶老说明是荣宝斋木版水印的，在座的来客不约而同齐声发出“啊”的惊叹！随即，叶老以“啊”字开头，在《新观察》上发表文章盛赞荣宝斋的工艺技巧之高明，给予极大的鼓励。
借这股东风，徐悲鸿的大幅《群马图》、《漓江春雨》山水和白石老人的八尺整纸《蕉下鸣蛙》从荣宝斋的车间走上荣宝斋的柜台，走进了家庭，走出了国门。
纸本水墨巨幅印制成功了，绢本古代名作可否复制？于是从比较容易的唐
·周昉《簪花仕女图卷》开始，到巨幅长卷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荣宝斋一步步成了这个行业的先行者和传播古典文化的突出场所。至此，我终于明白了当初出版总署接办荣宝斋的良苦用心：只要把它保留住，将来是会有用的。
古代名画，件件都是传世国宝，如直接拿到车间雕版复制，会对原作有所损伤，那样我们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所以雕版复制前，都一定要先行临摹。为此，我们组建成了一支学养技艺都极高的专门鉴定、研究、临摹队伍，陆续发展到三十多人，这些人才都是从社会各个方面、不同的岗位上挖来的，除了为培养后继人材一部分青年外，大都早已是社会上著名的画家，都有很高的鉴定水平和临摹古代名作的专长，如知名画家董寿平就是在1952年于西城区劳动局招聘来的。50年代初，和东北博物馆（辽宁）建立了合作临摹协议，他们的藏品丰硕，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前后派遣十余人长驻该馆从事临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使我们十分感激。另外，故宫博物院还为我们开辟了一处专门临摹的场所，摹制了相当数量的古代绘画的极品，供诸陈列参观。先后我们摹制了三百余件古旧名品大作。在荣宝斋搞了一个专项展览，邀请各有关方面和社会名流贤达爱好者前来参观指导。如鉴赏家张伯驹、陈半丁，陈毅、肖劲光、郭沫若、廖承志、沈钧儒、吴仲超、齐燕铭、邓拓、张奚若等等也都兴致很高地前来参观。他们充分肯定了这一创造性的工作，认为对普及和传播优秀民族历史文化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突出的贡献。
在北京，我尽可能地向古典作品向专家请教学习，办出荣宝斋的特色。但复制名画，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为了能够更好地产出精品，还必须具备各种必要的条件，如尚好的纸、墨、笔、绢、绩等的生产与供应，于是一手抓内部的提高，另一手则伸向民间筹措必须的各种原材料。
宣纸产于皖南泾县，古宣州（宣城）是其集散地，故名“宣纸”，这种纸张很特殊，不怕折损，也从不被虫蛀，故有“纸寿千年”之誉，唐代以前就有产品，到了明清，特别是乾隆御制的宣纸，名称规格就多了起来，四尺、六尺、八尺、丈二、丈六等大小不一，为历代书画家所喜爱，但到民国初年，宣纸生产逐渐衰落。抗日战争后，基本停产了。社会上残存流散的一点点，根本不能解决长期所需。
1952年，不得不奔赴皖，持中宣部介绍函件，经安徽省签转赴泾县，在泾县县委协助下，寻访了曾经从事过宣纸生产的地方手工艺人，组成联营，选址、恢复、生产。在我们的要求下，中央轻工业部派遣四名造纸专家，赴皖南研究改进，前后往来达五年之久，终于复活了宣纸生产。在荣宝斋的推动下，浙江皮纸、嘉江皮纸、“云南宣”、高丽纸等，也都陆续恢复生产了。
纸张的问题解决了，绫、绢的问题浮现出来。宋、元、明、清书画大多使用绢帛，书法多在绫上写的。绫绢的品种因圆丝、扁丝、疏密而不同，当时市场上一般的丝绸是无法代替的。
一位解放前专门为张大千、溥心畲造仿旧绢的技术工人被我们打听到了。当时他在全国总工会做勤杂工，我们把他请来，并按他要求的设备条件，制作了酷似《三娘教子》中使用的“机床”，仿照宋元各种不同类型的绢帛织造起来
……
颜料向苏州“姜思序堂”走去，扶持其恢复生产，并向国家申请了专门种植草甸的土地，责成该堂保证供应；矿物色请南铜矿场帮助收集石青、石绿原料，以及由社会上零散收集起来的藏青、石绿等原料，又聘请了新罗山人画派传人、擅长制作矿色颜料的专家，按古法制作……
各种条屏、卷册的装帧，也不是一般材料所能代替的。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装帧也各有不同，复制那个时代的作品，其装潢所需材料，也要仿制那个时代所使用的材料制做。如宋锦的仿制，就是在沈从文先生帮助下解决的。沈先生收集的历代织锦样品非常丰富，他提供给样品并注上说明，责成苏州织锦厂专门仿照制做。1958年，在莱比锡世界书籍装帧博览会上获得金奖，就因荣宝斋的出版物和装帧独特而获此殊荣的。所有这些虽然用量不大，但没有又不行，于是在创业之初，都不得不一项一项去组织生产。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荣宝斋多种业务搅成一团，简直形成一个小“托拉斯”了！“乡巴老”成天动着“资本家”的心思。当然，主要还是为了保留、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不管怎样，荣宝斋总算在我手里没有垮掉，不论怎么评价，但当时我还是舒了一口气，反正这台戏终于唱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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