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永青说：“越是远离中心，内心越不平静，想改变现状。在云南容易生出无望感，让人有飞蛾扑火的冲动。”14位云南籍艺术家在北京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上演“出云南记”。
云南艺术家势力不小，上了2009胡润艺术榜的，除排第一位的张晓刚，还有排第24位的唐志冈、27位的叶永青、33位的潘德海。有人统计过，云南艺术家有3000位左右，在国际上有名气的有十一二位，在国内活跃的有100多位。
这些云南艺术家总在外流浪，上世纪80年代，毛旭辉、张晓刚、叶永青、潘德海等的“西南艺术群体”是’85美术新潮的重要一支，90年代初，朱发东、栾小杰、段玉海等人的行为和波普艺术也闯出名堂，到90年代中期，又有唐志冈、刘建华、何云昌等艺术家崛起。他们的成功都从出走开始，唐志冈说：“要做点事总要出云南，取得中心城市的认同再衣锦还乡。”
2010年4月，14位云南籍艺术家在北京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上演“出云南记”，策展人叶永青说：“出云南与出四川、出湖北、走西口、下广州等时代浪潮相呼应。艺术在迁徙和出走中产生比较、交换、分享和流通，不但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而且是云南当代艺术繁荣的关键。”
北京是戏台，云南是后台
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是云南艺术家在北京第一次整体亮相。叶永青认为成规模的迁徙在90年代，“标志性事件是吴文光的《流浪北京》。而朱发东最早质疑身份证，行为艺术《此人出售》非常重要”。
1988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的吴文光率先出云南。“在昆明呆烦了，就到北京盲流，没工作，就找点拍电视节目、拍广告的活干。”《流浪北京》就拍于流浪生活的闲暇中。如今吴文光还在北京做纪录片、做剧场，工作室就在草场地。他说：“80年代出来的人更多是想呼吸，90年代出云南的人是为了发展。”
叶永青1992年搬到圆明园画家村，随后，张晓刚、潘德海、孙国娟也都陆续来京。毛旭辉1994年也移居北京，但因为不习惯“北方的寒冷和帝国中心那种雄伟威严的气氛以及浓重的政治阴影”而离去。曾浩是考出云南的，如今工作室在酒厂艺术区的他告诉《新周刊》：“张晓刚很早就做到很好，对大家造成良性影响。”
行为艺术家朱发东1994年出云南“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到北京”。他告诉《新周刊》：“云南舞台虽能辐射全国，但毕竟受限制，北京有更大的空间。”他曾穿着缝有“此人出售，价格面议”的中山装，在北京街头晃悠了一年，如今他在通州大厦顶层的工作室能俯瞰整个通州城区。
任小林、唐志冈先后在2000年、2004年到北京。“在云南呆久了，会慢慢退化在那，出来参与活动，状态会更好。”唐志冈是云南艺术学院教师，需要上课、带研究生，每年只有一半时间在北京。“云南相对北京来讲还是显得边缘，艺术家北迁后，艺术家数量减少，交流少，年轻艺术家也有体会。”
云南油画协会副主席曾晓峰2005年出云南，“没想过去别的城市，还是北京气场对，配套设置全。一般出云南的艺术家，北京是首选。去上海的大都是年轻人”。老一代的云南艺术家里，只有刘建华去了上海。曾晓峰先到北京索家村艺术区，遭遇第一轮拆迁风波，搬环铁艺术区，再辗转到黑桥艺术区。2009年他回云南找了车间做工作室，“以后创作在云南，北京做展览，来回跑”。但他的儿子、80后艺术家曾扬却坚持不回云南。
高原上的阳光能抚慰我们，但拯救不了我们
叶永青的家安在云南，女儿也在那里，可他发现故乡回不去了，“安详、温吞的生活让周游世界的人没法融入，会很纠结地与其他地方做比较”。而曾浩也说“不是太想回云南”。
叶永青说很多人把云南描述为世外桃源，但成长在此的艺术家却受到折磨：“越是远离中心，内心越不平静，想改变现状。在云南容易生出无望感，让人有飞蛾扑火的冲动。”
1985年，毛旭辉给在远在北京的批评家高名潞写信抒写苦闷：“当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而存在的时候，我们注定成不了一匹白马、一个牧羊女、一棵桉树。我们的内心是分裂的，现实和理想的冲突，本我和超我的冲突。高原上的阳光能抚慰我们，但拯救不了我们。”
强烈的分裂感，让云南艺术家集体转向：毛旭辉不再画红土、绿树枝，《日常史诗·剪刀》、《家长》成为他的标志，而《大家庭》成为张晓刚的符号，《苞米》系列则为潘德海代言。
叶永青说：“云南理性、严谨的艺术家不多，偏向抒情、自由的多。”张晓刚、叶永青、任小林、曾浩、李季等都出自四川美院体系，毛旭辉虽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但一直和四川保持交往，然而他们很少受四川画派的乡土风和写实艺术影响。
“蒙克的艺术跟云南很契合。也许蒙克、梵高到云南反馈才能更强烈。”唐志冈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他，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画儿童系列。顽皮随意的《儿童会议》、《士兵生活》，显然与“解艺”风格相去甚远。
唐志冈总结道：“在云南，不会有人跟着张晓刚跑、跟着叶永青跑。曾浩在云南只有一个，我的作品在云南也不会有人模仿。”
云南从来和市场没关系
曾晓锋说：“云南艺术家集体出云南，首先是因为没市场，经济对艺术影响很大，没市场，艺术创作很难延续。云南有最好的艺术家，但市场是全国最差的。外地和国外的收藏家80年代来云南较多，90年代还行，现在大都去北京、上海，对云南很少关注了。”
“云南从来和市场没关系。有也只是低端的装饰品市场，谈不上艺术品市场。云南出当代艺术家，但不出收藏家。”唐志冈说。
为改善云南的艺术生态，1997年—2004年，叶永青做过努力。1997年，他创办了上河会馆。2001年，他又和艺术家将昆明市中心西坝路101号机模厂空置的旧厂房改造成创库艺术区，成为中国最早的艺术社区。
叶永青回忆道：“当时大量艺术家移居云南，方力钧、岳敏君、韩湘宁等相继到云南设立工作室。”昆明创库成为北京798，上海莫干山一样的城市艺术地标。毛旭辉也认为2000年后云南艺术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创库艺术区的建立。也有人说，没有创库就没有今天的云南艺术格局。
“所谓生态其实是个系统，包括创作和推广等，但创库只有单一的创作。”叶永青说云南还没形成创作、批评、收藏和推广人群，而他创立创库目的之一就是想培养当地收藏群。但2004年后，创库不再热闹，“热点转向市场，大家都开始关注金钱，大量艺术家离开”。叶永青也感到无奈。
叶永青很希望本土收藏家能成长起来。“云南不是没画廊，但大多是出来玩玩，做点活动，不是在好好经营艺术。可能云南比较慢热，还没有真正的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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