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艺术家要明白宣告的宗旨是使得人们对艺术之于人生和生活的作用感兴趣。而要达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通过艺术使人相信,人生是一场很有意义的游戏,人人都能参加,任何的生活方式,高雅或拘谨、平庸,总是会有很多出路和通道。”
叶永青,人称“叶帅”。顾名思义,手下兵将万千、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是少不得的起码条件。生长于昆明,求学及任教于川美,旅居世界各地后又回归云南,先后创立“上河会馆”和“创库”两间民间艺术交流中心。媒体封他为云南当代艺术“总舵主”、西南方面艺术召集人,这两个称谓与“叶帅”的“帅”字倒是合衬。但见过他的画作,以及他本人,却与这江湖气的草莽印象相去甚远。
一式灰白的衣着,不同于方力钧笔下泼皮式的光头;水墨是疏朗的,就连油彩也只薄薄敷就。早年画圭山的村庄、版纳的树、戏仿自高更《早安,高更先生!》的《树下的男子》,就连城市丛林和工业管道似也带有他那草木蔓生的家乡的泥土味道。鸟是古代文人画中的优雅物象,但“画个鸟”同时又是一句自我调侃的粗话。这种荒唐感对应于这个优雅缺失的时代,也与他的生活暗合:一个亲历和见证了三十多年艺术潮流变迁的长者,却在用小孩的工具“业余”而无目的地作画。只是无论灰绿色的树木人影,还是素淡到仅余线条的鸟,一些气质却是一以贯之的:忧伤、诗性、和煦而抒情,就连破坏和颠覆时也是如此,与画者的举止言谈一致。
“世界如此之大,谁规定我们只能做艺术家?”
1998年回到云南后,他的身份开始转换,从单纯的艺术家,到集策展人、艺评家、艺术社区运营商乃至城市规划参与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
正如栗宪庭不再专事批评转而规划起了艺术园区一样,叶永青也扮演起了“叫卖者”的角色—将艺术家的生活方式贩卖给公众。今天在北京、在上海、在全国各地的大肆铺陈证明了他的先验性,那附近已成为昆明房租最高的地段之一,亦是西南一个各国艺术家交流的中心。有人笑说他是昆明出了名的“三陪”,因为不是在陪朋友喝酒聊天,就是在陪朋友喝酒聊天的路上;他则自嘲为一个“变节者”:拜时代所赐,老愤青们经历过的冲动、张狂、宣泄甚至当年的语感本身在当下是可以卖的,而且还热卖。
于是以为“叶帅”这个外号是不是在这个阶段得来的,因为他在川美时期的作品是那样的羞涩内敛。他却说其实还是同学起的,只是他脾气好,逆来顺受,多年来默默承受下了这个霸气又世故的头衔。不过歪打正着的是,后来有位研究周易的朋友告诉他,他的名字里五行木气太多,缺金,世间万物金甚者为针,次为兵器,叶帅这个称谓正好弥补之。至于“总舵主”这样吓人的东西,他就不愿意往身上背了。大概云南人的形象太过懒散,闷罐子、温吞水,缺氧的高原不适合做任何逻辑和理性的思辨,习惯了外面时空快速跳转生活的他怕自己闷死,于是才热衷于张罗和安排,招呼大家吃吃喝喝而且总是买单的那一个,所以才落下这样的“ 名声”。“我是被这些不爱做事情的云南人训练出来的,是为了自救。”他如是辩解。
那么,从艺术家转行为客座策展人和活动组织者,通常艺文界人士操心起策划和运营,要么有各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不情愿,要么心有余而力不足,至少一开始思维方式调整不过来。叶帅却说,他已不把当个艺术家看做多么了不起的一回事了,但他确实幸运地成为了艺术家:做了自己喜欢的事,还偶尔有人为你鼓掌。他做商人的经验也许是失败的,但对他而言确实有益。经营过的单位关了门;至于益处,商人的本领除了了解不同人的诉求,还有尽量开拓自己的视野和能见度。他以为这类试验田和跨行业的经历,以及不曾间断的旅行,令他放松下来,开始能够更广阔和宽容地看待人的欲望。
“相对更长的历史和更广大的人群,中国当代艺术仍是个陌生的词汇。”
叶永青会不会去下棋,还是个问题。前些年他把家从昆明搬到了北京,为了更加安静的生活和作画。处江湖之远,听来安逸,远离中心的焦虑感却也是真实的。但这个冬天他又回到了昆明,筹备在3月底于北京开幕的云南艺术家群展“出云南记”,并打算完成一次超出艺术圈范畴的“云南汇”。“我早已不用反抗和对抗周遭环境的方式来实现自我了。对于不尽如人意的现实,要么远离它,要么改变它或是深入其中。”他说这是他回归的原因。
记者: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可以分享一下最近一个月的行程么?
叶永青:我仍然东游西荡,如果不在北京,便在四处旅行。最近二月我为自己找好了温暖的地方度过:在云南的丽江、大理和昆明,海南的三亚,东南亚的老挝、泰国跑来跑去。与此有关的事情和关键词是:回家、亲人、医院、画室、教学、山水、评奖、会议、项目、调动、艺术新区、展览、出版、写书、出国、湄公河、海岛、城市。今年南方很热,冬天尚未开始,春季已经展开。我的案头又堆满了多种关于未来的计划书,过时的东西已经打折,历史飞快地消失,当下成了落后的代名词。不停地放眼未来,生活的脚步把今天远远的抛在后面。现在被你我所遗忘,我们成了一群活在明天的人。
记者:你现在除了画家,还有哪些身份?目前投掷精力和热情最多的事情是什么?
叶永青:我是个被动的懒人,基本上什么事情逼得急就先做什么,谈不上哪里投入精力最多。我以为的幸福和高贵是能延续无言的、一贯的、无激情的一切热爱,包括绘画本身。
记者:从2006年到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处在一个相对低谷。旁人只知艺术家从没钱,到有些很有钱,却甚少关心他们的创作状态、生活状态、表达空间等其他价值实现。你是当代艺术群体中相对特殊的一例,作品并未因拍出天价成为话题,但艺术生命却是一直延续的。在你看来,目前的环境给予艺术家的机遇和掣肘有哪些?是福是祸,如何处置才能为自己的艺术生命和精神世界保鲜?
叶永青:相对更长的历史和更广大的人群,中国当代艺术仍是个陌生的词汇。除了市场神话制造的虚热,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乏善可陈。人生和艺术只不过是一场游戏,一个艺术家要明白宣告的宗旨是使得人们对艺术之于人生和生活的作用感兴趣。而要达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通过艺术使人相信,人生是一场很有意义的游戏,人人都能参加,任何的生活方式,高雅或拘谨、平庸,总是会有很多出路和通道。况且人生的的乐趣也不归政治家或富翁们所专有,而是公平分享的。只要我们为它留出一点时间、耐心和想象力。
“我是个被动的懒人,基本上什么事情逼得急就先做什么,谈不上哪里投入精力最多。我以为的幸福和高贵是能延续无言的、一贯的、无激情的一切热爱,包括绘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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