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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史论研究的推进
与美术教育的得失
60年来，随着民族的振兴、文化的发展、美术创作的兴盛、美术思潮的更迭，中国的美术史论研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推进。薛永年言简意赅地勾勒出新中国美术史论研究发展的两个阶段（1949至1976，1976至今）的大体脉络，观察60年来中国美术史论研究事业的发展，大体可以围绕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提供的新材料，找到相应的新方法。他还提示学科的发展要求美术史学者切忌追随时风，急功近利，而要重视对古代传统和西方美术史学的双向深入，特别是国学传统，立足于体系性的通盘了解后，结合自身研究实际作出自觉性的战略抉择。杨斌以“理论需要自觉，更需要自信”为题，客观审视了新中国美术理论的发展历程，认为“论从史出”的理论研究方向是建立“中国美术观”的基础，我们今天的美术观多受西方艺术形态理论的影响，一般是以绘画和雕塑形态为核心和重点，相应地“工艺美术”退居到边缘地位。如果我们从更加生活化的朴素视角来审视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人更看重那些和实用密切相关，存活、蕴含于实际生产和人伦生活中的造型创造，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工艺美术”范围。可以说，“工艺美术”最能突出展现中国最为普遍也最为深厚的中国美术观。建立“中国美术观”的基础是尊重中国的美术历史，从中申明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和依托的旨在复兴民族文化的“中国美术观”。张敢谈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国美术史研究正逐渐走出“编译”状态，朝着具有独立学术精神的方向发展。
建国60年，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美术教育也有许多得失经验值得我们回顾和反思。林木的发言概括了建国60年中国美术史论教育的格局与脉络。曹庆晖以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代中国画教学集体为例，剖析了“三位一体”（以写生为核心、以临摹为援补、以创作为目标的写生、临摹、创作结合）的教学结构所具有的独特意义。陈醉认为，艺术理论教育应注重前沿意识、树立问题意识、明确作文意识，而前沿不等于前卫，新问题也未必属于前沿。这种从具体微观问题入手的研究，对于当下的艺术教育和艺术研究者都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研讨会闭幕式上，邵大箴作了总结发言。他首先肯定了此次会议的学术讨论成果，指出每位代表不同的视角、经历、体会及学术观点，共同促成了研讨会众家争鸣的良好氛围，也正是这种差异性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美术研究向纵深发展。同时，他也指出如何更好地团结艺术家、理论家齐心协力为中国艺术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是我们需要继续思考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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