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中国艺术研究院宣布成立中国当代艺术院，陈丹青在成立大会提出当代艺术家被体制招安一说。对此，入院的明星艺术家叶永青、曾梵志等反对说，创作仍然自由，不存在被招安。
“招安”一词具有政治含义。一些当代艺术作品曾经笼罩着强烈的政治意味，一些艺术家甚至一直以对抗体制的面目出现。现代专业媒体批评政府的报道很少冠上“反体制”的帽子，但是被阐释反映社会问题的当代艺术往往就和“反体制”挂上了钩。一批理论家、艺术家们忙着阐释作品的社会意义，忽略了作品本身在艺术上的创新和文化意味。这使得“反体制”听上去更像是一个当代艺术的政治策略，或者说吸引眼球、卖钱的招数。
“反体制”的招数颇得人心。2007年，在宋庄举办的某知名批评家策划的关注底层的展览上，笔者曾亲耳听见某矿难雕塑的艺术家兴致勃勃地说：“如果矿难作品送到国际上，肯定会引起轰动。”策展人对此无言以对。当“反体制”的口号和作者的名声、价格挂钩，艺术家的创作心态值得考量，究竟有多少是真诚地关注社会问题，为社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些号称反体制的作品又引起多大的社会反响，进入多少普通老百姓的视野？
若仅仅从批判社会的价值上去考量，当代艺术提出社会问题的敏锐度和深度，远不如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杰出学者做出的贡献；若论社会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当代艺术又不及现代优质媒体。
可以看到的是，当初不拜山头的当代艺术家，打破“写实”一统天下的局面，在艺术上别开生面，被视为文化英雄。他们进入越来越多人的视野，并且以奢华的生活姿态频频亮相。富起来的文化英雄作品未见创新，市场价倒是不断刷新。即使针对此现象的批评声四起，但更像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难怪“当代艺术教父”栗宪庭接受采访时说：“今天中国当代艺术，我觉得主要是钱的问题……当代艺术到底是什么？这些艺术家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大家并不知道，大家只知道他们开了很高价钱，当代艺术家是以财富明星的角度被世人知道的。”
艺术作品可能和政治问题相关，但艺术本身是独立的，它更重要的是要提出问题并独特地表达。在现代社会，揭露社会问题应该是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并非知识分子或者说文化从业者的特权。在一个开明的时代，重要的不是反叛的意义，而是文化上的贡献。这也是目前最缺乏的。以什么样的文化身份，以什么样的艺术面貌，以什么样的文化价值立场，建立起面对世界的文化话语权，建立起立足于中国自身的艺术评价标准和体系，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