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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陈履安发表《馆藏的利用要尊重资源的价值》一文，提出“该不该将这些未鉴定的历代绘画拿出来公开展出，尤其是面对还不具有判别能力的大学生”这个核心问题。
时隔不久，到任仅一个多月的王潢生发表文章《遵从美术馆规范进行藏品研究利用》，回应道：“这次展览特设了‘秘画’这样的板块，在这一板块中的古代作品是‘存疑’的，特别要求‘观者慎审之’，在作品的说明牌上也特别注明‘传’，尚有存疑的标示不言而喻。这是作为博物馆应该有的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至于在这样的基本态度底下，还存在其他一些值得质疑和探讨的问题，那是属于更进一步的学术研究范畴了。”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王潢生明确否认“误导观众的可能性”：“我觉得只要标明，应该是不会误导的。一件不真实的作品，如果没有标明是存疑，那你去欣赏它，可能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件作品标明了是存疑的，公众怎么看是公众的事了。也许大家会看出以前专家的鉴定走眼的地方，也许大家会看出这些作品传递出的另外一些信息。不是说有问题就不能拿出来。”
在另一个场合，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对“秘画”的价值提出了宽松而富有新意的理解：“即使不是所传的那个画家所画，而是与之同时代的人托其名而作，流传到现在，显而易见也有它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即使同代人的临仿之作，也记录了当时人对时代大家的气息的理解和运用，也很有研究价值。”范迪安补充说，不怕画有“问题”，“问题”最好的出路是变成大家探讨的课题。
争议之二：这是不是一个“游戏”？
事实上，据记者多方了解，“秘画”的件数在展览过程中悄然变动：先是其中两幅传为南宋赵伯驹的《长江万里图》和传为明仇英的《百美图》在争议中撤下；而后，原本鉴定为真迹的明朱耷的《墨荷》因质疑为伪的呼声太大，竟无奈加入了“秘画”行列。
记者问王潢生：“这是不是一个‘游戏’？一个美术馆和观众发生互动的实验行为？”
“我觉得这完全不是游戏，这也没有必要去做游戏。是非常严肃的事，是让大家来参与鉴定。”王潢生回答说，“作为当代博物馆来讲，往往要避免让观众成为被动接受的对象。当代的博物馆往往鼓励观众有独立参与互动的意识。现当代的艺术作品并不是告诉你这件艺术作品说明什么问题，而是让观众自己去发现问题。”
然而，用古画替代现当代艺术作品来做互动，毕竟是有实验性质的，王潢生没有否认这一点。他说：“这种实验性质是我们用了一种开放的学术态度，来鼓励观众积极参与。”
王潢生对本报记者透露：“比如唐代那幅刁光胤的作品，绝对不可能是真的，但是原来题签上就这样写，所以我们标上‘(传)’；还有巨然的一个画像，一看顶多是明清时候画的，但这卷画上题的是‘北宋’，所以我们也标明是‘(传)’。我想这些提示信息，在进门那地方已经写明，就是要‘详审’，这也是策划展览的一个策略吧。”
争议之三：从仓库里出来直接上墙？
王潢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现出某种无奈：“整个展览里面有相当部分是非常好的艺术品，如仇英、沈周的画；可是一些有争议的作品更多地吸引了大家。院藏的历代绘画作品，其中相当部分在1990年代曾经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美院的专家鉴定，并作了级别分类，也指出了其中存疑的部分，之后还选出部分作品出版了院藏作品集，这次展出的藏品也多依据那次鉴定的结果。”
为求证此事，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曾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范迪安。范迪安回忆说，10余年前，中央美术学院和故宫博物院以及其它一些艺术机构联办了一个“明清绘画透析”大型研讨会，确实对中央美院美术馆馆藏书画进行过初步的学术梳理。
“我知道中央美院馆藏的中国古代绘画的这一部分内容是非常有能量的，不过我还没看这个展览，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批画。”范迪安说，“但是我想，如果这个展览是有益于感染公众参与热情的，那倒是一个不错的主题，一个新颖的方式。前提是必须对这些还没有经过确认的古代作品来进行说明。”
让王潢生遗憾的是，此次展览确实过于仓促，留下了许多令人诟病之处，例如靳尚谊对作品的摆放方式过于粗糙的不满和对展览空间的设计利用不合理的不满等。而王潢生指出了更多的不足：“其实作品刚展出两三天的时候，我就找过主管财务的院长，提出必须向上级申请一笔钱来修复这些画。我个人觉得这次暴露出来最大的问题是装裱和保护措施。这批画里皱得厉害的、濒临损坏的，我们都撤掉了。”
王潢生说：“做一个展览可以简单地做也可以很精致地做，像这样的展览国外一般要用两三年时间准备，而我们这次只用了三五个月。如果有充分的时间，这些存疑的作品都应该有很好的文字表述。每件作品都应该有一段文字表述，包括对作者的介绍、风格的描述、存疑的说法等背景资料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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