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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传统与创造——阮荣春中国画巡回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其近百幅山水、花鸟佳作，既有百平方尺以上的巨幛，也有盈尺小品，充分展示了阮荣春绘画所具有的恢宏气势和幽远诗意。
画艺高超学问深
阮荣春，江苏溧阳人。早年求学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专攻传统绘画，在杨建侯、谭勇等众多名家的指点下，画艺精进。大学毕业后，他没有从事专门的绘画创作，而投师于著名美术史论家林树中教授门下，研究美术史和理论。研究生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很快崭露头角。
研究生期间，阮荣春发表了一篇题为《孔望山佛教造像研究》的文章，被日本两家刊物全文翻译刊发，在日本引起关注。之后，受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和京都大学联合邀请，阮荣春作为访问学者负笈日本，并获得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在日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佛教资料，并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佛教造像的“南传之路”理论，即“中国的佛像制作兴于南方，盛于北方”，深受海内外美术界和宗教界的关注。回国后，阮荣春先后在南京艺术学院和上海大学任教，并任上海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之职，对中国近现代美术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沈周研究》等20余部学术专著。
阮荣春兼有美术史论家、山水画家、考古学者等多重身份，这在美术界十分罕见。
画作以墨造韵为特色
阮荣春从美术史论家到山水画家的身份转换，更确切地说以画家身份在美术界的亮相，让许多不甚了解他的同道大为惊讶。因为阮荣春的绝大多数画作不是那种趣味雅致的小品，而是气势恢宏的巨制。可以说，他的山水作品是以一种风格、品质、境界来加以呈现的。这样的转换和亮相的确让人诧异不已。
阮荣春的恩师林树中教授认为，从传统的视角看，阮荣春的中国画作品特别注重对传统格法与气韵表现的追求，深知传统的精华是什么，且善于提取传统笔墨中造型性与独立审美性的双重功能，运笔构形自如而准确，线条独立畅行，反映出用笔的质量。而在用墨方面，阮荣春特别重视墨与水的“合作”。“墨在他的画中虽然是与笔复合来为造型服务，但更多的是为了造韵。”
在很多人看来，阮荣春作品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诗情画意”。评论家潘鲁生认为，阮荣春既秉承了中国传统的绘画方式，也吸收和借鉴了国外的一些绘画手法，画面有一种典雅淳朴与幽静清纯之美。他在绘画过程中采用了多种用墨方式，如泼墨、破墨、积墨等，使画面富于变化，将景物的姿态和气韵表达得淋漓尽致，如远处连绵的群山、峭壁上奇特的树木、缭绕的云烟、飞流直下的瀑布等。
“阮荣春的创作是建立在研究之上的绘画体验，其作品绘画技法规范，运笔严谨，吸收了‘院体画派’的传统，又有所突破。”潘鲁生说，“他不是简单地把景物照搬到纸上，而是将自己的心中之境跃然于画面，将自己心里对奇峰怪石、浩渺云烟、川流瀑布的独特感受通过画笔描绘出来，与欣赏者共分享，共会意。”
“炮轰”画坛惹争议
阮荣春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著作颇丰，他的一些观点也曾因为“大胆”而引起人们的争论和探讨。2006年，阮荣春发表了题为《20世纪中国山水画的历史定位及画风趋向》的文章，矛头直指黄宾虹、傅抱石等前辈画家的创作。他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20世纪中国山水画是一个低潮时期，这一时期的山水画大师……或缺乏造景能力、千篇一律，或粗率简略、一法益全；或有墨无笔，线条羸弱，是矮子里的将军。”此语一出，无疑像在中国美术界扔下一颗重磅炸弹，被认为是“炮轰”那些已盖棺定论的山水画大师。
在这篇文章中，阮荣春认为，20世纪中国山水画之所以处于低潮，是因为在新文化运动中批判清初“四王”绘画传统之时，把石涛的“浓重粗野”奉之为新的传统而继承发扬，而这也成为20世纪中国山水画的主流画风，其主要代表就是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张大千等人。他说：“从历代山水画大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所以成为山水画大师，均具备3种能力，即造景造型能力、用笔用墨能力、营造作品气韵能力。”而上述4位大师，则没有一人兼具此3种能力。言下之意，他们没有一个能望古代大师的项背。
阮荣春的观点被部分学者批为以偏概全，甚至被责之为“历史罪人”；但同时也被一些理论家称为“勇敢的人”“有力量的人”。
其实，阮荣春对中国画坛“浓重粗野”风气、名家“名过其实”现象的批判由来已久，他曾在《国画家》杂志开设“为名画家卸妆”栏目，组织学者、画家对那些名家的得失进行评价分析。而在《我的审美取向》一文中，他更把矛头公开指向当前画坛：“画面绽露出浅薄的功底，急躁的情绪；一些作品墨色浓重，用笔粗率，锋芒烁烁，大有气势压人的感觉。这类作品，无异于‘大喊大叫’。”阮荣春强调：“可以断定，中国画朝着这一方向走下去是没有出路的！”“中国画的发展必须纠偏！”而对于中国画应如何纠偏，阮荣春的药方是力倡“三气”：提倡“正气”，以针治招摇撞骗、拉帮结派，以及马虎草率之风；提倡“文气”，以针治不学无术、传统素养贫乏之病；提倡“静气”，以针治功利心切的急躁心理。
平心而论，阮荣春的上述观点有其可取之处，对当前中国画的发展仍有积极的意义，值得人们借鉴和思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