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这本漫画,才发现我们真是幸福啊!”中国漫画迷守在电脑前,一个文件夹一个文件夹地看完了加拿大漫画家盖·德利斯勒(Guy Delisle)的漫画书《平壤》,他们在豆瓣组了群进行专题讨论。
近两个月来,180页的漫画书《平壤》被欧美漫画汉化作者multivac制作成中文版后,在互联网上被中国漫画迷广为流传,加之和菜头、白板报等博客的推荐,《平壤》这本曾于几年前在欧美引发关注的漫画终于走进了中国人的视野,并拥有了万千粉丝。
《平壤》是德利斯勒6年前的作品,它用欧美漫画的风趣基调将朝鲜这个神秘的国度以生动的方式还原了出来。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朝鲜之旅”,德利斯勒希望人们能从这本漫画中看到真实的朝鲜。
德利斯勒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国际人,身为加拿大人,长期住在法国,但喜欢全球到处旅行、工作。在接受南方周末电话采访时,他已经在耶路撒冷安好了临时的家,随太太在这里生活一年。
1997年,他曾在深圳工作、生活了3个月,创作过一部漫画《深圳》,并于2000年出版。
德利斯勒把深圳定义为“一个急速发展中的城市”,香港人在这个城市里做生意,然后就会马上回香港。12年前的深圳在德利斯勒笔下充满新奇——无论怎么按也不工作的电梯按钮、风格重复单调的酒店房间、在办公桌旁睡觉的中国员工、一大早训话的肯德基员工……当然,与《平壤》完全不同的是,在《深圳》中,他有更多的私人观感。尽管没能和当地人有更多接触,但比起平壤,深圳自由多了。
德利斯勒觉得,《深圳》更像是私人旅行笔记,而《平壤》则是对一个国家的粗略观感,毕竟很少有西方人能获得这样“深入”朝鲜的机会。
为了勾画生活过两个月的《平壤》,德利斯勒用去了一年时间 图/德利斯勒
请必须去看纪念馆
2001年春天,德利斯勒受一家法国动画公司的邀请,到平壤工作。平壤有一家不为人知的SEK动画公司,其动画制作被认为与国际水准完全接轨,许多欧洲、北美的动画商将部分动画制作外包给这家平壤公司,德利斯勒去平壤的任务就是代表法国外包商监督检查动画制作质量。
那两个月期间,每天晚上回酒店后,德利斯勒都会用小纸条将他所看到的有趣的事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离开平壤后,他跟随太太去了埃塞俄比亚。在那里,他买了纸与墨汁,用带去的蘸水笔与炭笔开始了《平壤》的创作,前后画了一年,初步完成后再进行喷胶固定——《平壤》其实是在埃塞俄比亚创作的。
就这样,简约、明快的黑白漫画《平壤》在随后几年以十几种语言出版,为不同国家的漫画迷称赞。2005年,美国《时代》周刊把《平壤》评为当年的世界十大漫画书。
德利斯勒更愿意别人把这本漫画书看作是另类私人旅行笔记,与任何一个去朝鲜旅行的人一样,即便他从朝鲜驻北京大使馆拿到的是工作签证,但他在平壤的活动范围还是非常有限。一尘不染的平壤街道、形影不离的翻译导游、满街的金日成及金正日画像……这一切对于1966年出生于加拿大、后来到欧洲发展事业的德利斯勒来说,都充满了新奇。
去平壤之前,他被告知各种各样的禁忌——不允许带手机、收音机;不能开任何政治玩笑;不能随便拍照……德利斯勒干脆连照相机也没带。为了度过漫长的两个月的平壤生活,他带了一堆书,其中有法文版的乔治·奥威尔的《1984》,他的旅行箱里还有一台CD播放机和若干张他喜欢的雷鬼音乐、电子音乐唱片。
下了飞机,映入眼帘的是空空如也的平壤国际机场,德利斯勒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检查,由于他是平壤邀请来的工作人员,他的行李很快被放行了。
漫画书《平壤》正是选择了这个视角作为开场,用欧美漫画较为常见的人物造型及幽默画风,把人们印象中严肃、紧张的“红色”平壤鲜活地呈现了出来。他用漫画的手法重新勾画了他所看到的朝鲜革命宣传画,平壤少年宫里少年们无比灿烂的笑容在德利斯勒笔下,乐开了花,显得有些夸张,但也令人忍俊不禁。
抵达平壤后,德利斯勒才发现自己带的CD播放机有收音机功能,而按照朝鲜的有关规定,这是被严格禁止的,他在酒店的房间里小心翼翼试着调台,却发现似乎只有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在广播。
很少有西方人能在平壤待上持续两个月的时间,而且是去工作,尽管不乏各种禁忌,但这还是为德利斯勒提供了观察平壤的崭新角度,这是《平壤》这本漫画书的一大看点——毕竟,它是第一本由在那里工作的西方人画的有关这个国家的欧美漫画书。
8年后,德利斯勒对南方周末记者用“闷”这个字来形容他在平壤长达两个月的生活。每天两点一线,从SEK公司到他们的驻地——羊角岛饭店,那是一家一般朝鲜人不得入内的朝鲜“涉外五星级酒店”。翻译、导游24小时贴身式服务,也不管客人是否需要这些服务,哪怕是周末休息日,这些翻译、导游也不回家,和外国人同住在酒店里。当然,他们会不时换班。德利斯勒很好奇这些人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子。有时,他会被建议去参观各种主题的纪念馆,但在德利斯勒看来,这些建议其实不是建议。“你必须要去。”德利斯勒说。
于是,他在漫画中画了这样一个场景——和同去的法国同事买了一大束鲜花,在金日成铜像前深深鞠躬表达敬意。而文字注解的内心独白则是——哇!做一个动画师,好辛苦啊!
猫像美国,机灵的小老鼠像朝鲜
德利斯勒工作的SEK动画公司坐落于平壤金日成广场旁,是一栋15层楼高的大楼。同在一个空间内工作,他能有机会与不多的几位朝鲜同事“亲密接触”。有一次,他想让办公室里的一位朝鲜女孩听一下他正在听的法国电子乐,看她是不是喜欢,却被当即拒绝。“她甚至都不肯听一下,我想她是不想受到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负面影响。”
在平壤的日子里,德利斯勒发现他所接触的朝鲜人对西方流行音乐的了解几乎是零。他的朝鲜同事不知道雷鬼音乐,当然也就不知道雷鬼大师鲍勃·马利(Bob Marley)。同在一间办公室工作,有时候德利斯勒会把音响的音量放得比较大,朝鲜同事就会让他把音量调小。“他们听说过披头士,但我请他们唱披头士的歌时,他们却一首也唱不出来。”令德利斯勒好奇的是,即便如此,朝鲜同事们还是会告诉他,“我们喜欢摇滚乐。”
朝鲜SEK动画制片公司成立于1957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这家公司以接受转包订单的方式与欧洲及北美进行合作。十几年来,SEK公司以这种方式参与制作了大量动画片,其中甚至有迪士尼的《狮子王》。外媒曾对朝鲜的动画产业有过高度评价,法新社盛赞朝鲜动画制作水准与国际水准比起来毫不逊色,虽然3D技术略逊一筹,但“透视感极好、手绘水准极高”。
德利斯勒已经忘了当时他们做的动画片叫什么名字,但他还记得它是根据一本儿童漫画书改编的,原著在法国比较有名,是有关兔子一家的故事,每集半小时。朝方工作人员拿到故事脚本后,双方共同参与场景设计,并根据法方的要求进行电脑上色、修描及特效等各类制作。德利斯勒看到,这家朝鲜动画制片公司使用的电脑和他在法国用的电脑一样先进,据称这是由于得到了金正日的特别批准。“我听说金正日是个狂热的电脑爱好者,而且很‘宅’,尤其喜欢上网。”德利斯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那座大楼里,德利斯勒看到了许多外国人的脸孔来来往往,几乎所有法国的电视台都在那里有人监制外包动画片。此外,还可以看到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这座大楼每日都很繁忙,每时每刻都有人进进出出。
工作沟通由朝方翻译代为转述,然后由朝方导演根据要求指导他们的团队具体执行。每看一段片子,德利斯勒都会用英文写下意见,交给朝方,如果导演有异议有时也会直接过来做进一步了解。“但我不能直接跟动画师交流,只跟公司里的一两个人说话。”不过有一次,在他的强烈要求下,终于还是得以看到了这些为他工作的朝鲜动画师,大约十几个人。而据他了解,应该还有二十多人负责完成动画的后期制作。
制作开始不久,质量有些糟糕。德利斯勒找到翻译,提出修改意见。他猜想原因可能是优秀的动画师被派去干别的项目了。德利斯勒认为那个导演很差,要求换人。这些要求在经由翻译转述后,一般都能得到有效的反馈。后来,动画质量逐渐好了起来。
令德利斯勒惊讶的是,这些朝鲜动画师都看过许多好莱坞大片,比如《黑客帝国》。他们的工作性质使他们有机会接受技能训练,因此被特别准许看这些电影。德利斯勒把这看成是由于专业技术工作而享有的“特权”。“能看得出来,他们有些动画师确实懂得怎么画动画,而且是真的了解。他们应该研究过许多西方的动画经典,比如《猫和老鼠》。”德利斯勒说。
与德利斯勒的观察相映成趣的是,有媒体报道,《猫和老鼠》多年前曾在朝鲜电视台播放,而在朝鲜人看来,“那只四肢发达但头脑简单的猫就像美国,而那只机灵的小老鼠则好似朝鲜。”
压根儿就没人笑
据德利斯勒了解,朝鲜在法国的代表处从1980年代起经常携他们的动画作品参加动画展,发放名片,开展业务。之所以有越来越多西方动画公司与朝鲜合作,原因有两个:一是朝鲜有专业的动画制作技术,而且几乎完全与国际接轨;另一个原因则是价格,平壤的动画制作成本在2001年是中国四分之一,但质量却相差无几。德利斯勒听说后来平壤方面决定将费用翻番,但即便如此,“还是比中国便宜一半左右”。
曾经有几位朝方翻译为德利斯勒工作过,他们大都没出过国。考虑到这个因素,他觉得他们的法语已经是相当好了。只有一位翻译的情况有些特殊——他是朝鲜外交官的儿子,曾随父亲在法语国家生活过,因此法语相当流利。
“我从没去过朝鲜人家里,也没人邀请我,我想那是不可能的吧。”与所有去过朝鲜的外国人一样,德利斯勒和普通朝鲜人的接触十分有限,他只能整天和翻译及向导待在一起。他看到每天下班后,朝鲜动画师们骑着自行车回家,至于这些人的家住在哪里,他们的生活条件如何,德利斯勒一无所知。
一般的动画制片公司或工作室,墙上都有各种各样的讽刺漫画,工作人员互相开玩笑,办公室热热闹闹的,所有人都像“大小孩”一样。但在平壤的动画公司里,情况则完全不同。“你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所有人都很安静,没任何人开玩笑,也听不到笑声,那里压根儿就没人笑。”在德利斯勒看来,这是由于朝鲜的动画工作人员肩上负担的压力太重了。
不过,在平壤的两个月时间里,德利斯勒也经历了不多的欢乐时光。那是一次有翻译及向导陪同的野餐,他们带了许多吃的,还有酒。他们登上了平壤的妙香山,那里风景十分优美。在德利斯勒的记忆中,那是一次完全放松的旅行。翻译、向导和他们聊着一些平平常常的闲话。“那个时刻,我们远离了政治宣传,远离了工作压力,就像摘掉了日常面具。导游和翻译也回到了普通人的角色。”德利斯勒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