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要为一个有陈丹青、丁方、朝戈、高氏兄弟、谭平、孟禄丁、张大力、武明中、刘永刚、钟飙和陈文令12位艺术家参加的展览命名的时候,我一时竟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词语。这些艺术家有共同点吗?有,他们都是中国当代艺术界功成名就甚至是享誉世界的人物,而且都是公认的严肃艺术家。但是,除了这些,我就再也找不到他们之间艺术观念、风格、形式和语言等方面的类似之处了。
我想到了“非常状态”这个词。“非常”在这里有两重含义:一重是“真正的、真实的”,另一重是“特殊的、非正常的”。这个规模不大的展览是中国当代多元化艺术世界的一个切片,参展的艺术家都是中国当代艺术这台轰轰烈烈的大戏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展出的作品不仅是每个艺术家生命状态的呈现,也是当代中国人复杂精神状态的缩影。这样的状态是“真实的”,也是“非正常的”。
在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与“书籍静物系列”之间,人们看见的是近20年岁月的流淌,是西藏与纽约、中国与美国之间千山万水的空间距离,但对于陈丹青而言,那是几个世纪乃至几千年的心路跋涉。当陈丹青在纽约这个世界艺术大都会悄然描摹起古旧的中西绘画图册时,他实现了前往美国学习和生活的最终目的——获得了圆融无碍、无可无不可的后现代主义自由心态。
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这是一个信仰容易崩塌的时代。但是,在中国当代艺术家中却有一位执著的信徒,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改初衷、始终如一地用他的画笔为我们垒筑崇高而神圣的“信仰之城”。他就是丁方。丁方的风景与人物都是放射着灵光的神圣生命。
朝戈也是一位始终站在精神高地上的画家。他擅长人物,在他描绘的无以数计的人物的脸上,我们却看不到一丝笑容。神圣与崇高是这些人物作品的共同指向。
高氏兄弟自85新潮美术运动以来,始终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绘画、雕塑、装置、行为和摄影,他们的作品都有着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等人类普遍价值和理想的执著追求。
当谭平从德国留学归来,却以一位抽象画家的身份担任起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的职务,他知道,这样的结果不仅仅是因为中国艺术界的观念更新,而是由于中国社会沧海桑田、天翻地覆的巨变。谭平是理性的,那种理性就表现在他能一丝不苟地将巨大的画面均匀地描绘成如茫茫宇宙般无限幽深的蔚蓝或朱红;谭平的抽象画是抒情的,那抒情的笔触细如游丝、轻如蝉翼,带给我们无穷的回味。
作为抽象画家,孟禄丁早在1990年赴德求学之前就熟练掌握了抽象绘画标准语汇。最近他用机器作画,极力将感情和感性成分摒弃在作品之外,创作出纯形式、纯理性,并带有光效应艺术效果的绘画。这种创作方式既有科学和机械成分,又有偶然和无意识因素,理性与非理性在这里找到了结合点。
张大力看似木讷憨厚、不善言谈,但这样一个外表温和的人,却思维敏锐、勇于行动。他是中国街头涂鸦艺术第一人,但与哈林和巴斯奎亚特的嘻哈式的涂鸦完全不同,他赋予了街头涂鸦以严肃厚重的人文精神。当他在北京那些即将拆除的胡同建筑上反复涂画他自己的头像时,他试图铭刻的是历史的记忆。
武明中的绘画是形式的又是观念的,他独特的创作语言、奇异的表现形式和别致的形象——装着红葡萄酒的透明玻璃人像告诉我们,人是简单的、同质的,不仅每个人的物质构造没有区别,每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也都是相同的。武明中的绘画是工业文明时代消费社会中物质化的人类生命的写照。这样的艺术形象是讽喻,也是警告。
刘永刚是画家也是雕塑家。作为画家,他曾创作了具象作品《北萨拉的牧羊女》。而最近,他更以雕塑家的角色广受瞩目。他把文字变成了雕塑,把平面的文字变成了三维的构成。他把具有汉字结构特征的视觉形象雕刻成一对对情侣般相携相拥、相亲相爱的人像,让冰冷的石头获得了鲜活的生命。
钟飙自称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他的绘画可以印证这句话。他将电视和影像视觉经验运用于绘画创作,通过虚实的对比、色彩的反差、空间的分割和各种透视角度的同时运用,将不同时空、各种随机或偶然出现的形象同时并置在一个画面中,使有限的平面空间获得了无限的容量。
陈文令是消费社会热烈的拥抱者,也是消费文化冷静的批判者。他的雕塑将消费时代物质欲望极度膨胀的人类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拟人化的猪是他的“幸福生活系列”作品中的主要形象。
幸福生活(雕塑) 陈文令
朋友,小心轻放!(布面丙烯) 武明中
画页与帷帐(布面油画) 陈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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