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过去，美一直被我们当作是对人和自然的一种肯定而受到推崇。今天，至少在我们的大城市中，它已经被当作一种致幻剂来使用，大量的资金和高科技的介入已使我们今天的城市变成了海市蜃楼，我们生活在这种无处不在的梦幻刺激中，不知不觉地便进入到一种催眠状态。随着这种刺激的加深，人的意志和判断能力也随之受到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也只能被动地接受他人的操控和暗示。对于那些人实施催眠控制的主要成员其实也就是追逐经济效益的集团和庇护这些集团的人。在那些操控者看来，只有让公众失去意志和判断能力，他们计划的实施才能达预期的目的。然而，接受幻觉刺激的人的催眠状态并非是没有清醒的时候，如当幻觉刺激一旦减弱或停止，这些受害者就会立刻苏醒过来，但这时能感受到的只能是自己的无力、抑郁和空虚，到头来，这些受害者只能是更进一步地去寻求幻觉的刺激，这时，心理上的依赖和医学中所说的“瘾”便得以形成。对此，我将这些心理上的“依赖”和“瘾”称作是审美过度刺激幻觉综合症。由此可见，今天的美已完全成为一种催眠或催情的冬眠宁（氯丙嗪）和伟哥（枸橼酸西地非尔），而不再是我们往日的向往和期待。如何才能寻找到一个抑制和消解这一综合症的对应解药，则成为维护我们身心健康发展不受伤害的一种急需。其实，当代艺术的出现与这些过度的幻觉刺激是有着内在紧密联系的。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当代艺术以下几个特点来认识当代艺术对这些幻觉刺激的消解作用和防御作用。
1、 “求真”作用。这里所说的求真并非是一种世俗文化的规定和形而上学的抽象解释，它是指人们追求“真”的一种基本权力，以及对于这种权力追求的过程。眼下，我们大多数人发自本能的求真欲望已被另一个世俗权力所规定，一旦超越了这个“规定”，就极有可能受到排斥和惩罚。审美功能在这个世俗权力的规定中也只能扮演着幻觉的实现形式，即对被抑制欲望和行为的一种替代性的虚妄补偿。当代艺术追求的目标则不同，它是突破这些限制和规定的自由表现形式，当代艺术家们确信只有在这种自由的追求创作和表现中才能体验到属于自己生命的真和真的存在。
2、 强调“痛苦”的作用。追求快乐和愉悦曾经是人类几千年的奋斗追求目标，但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后，“快乐”和“愉悦”已经变成了一种高科技和市场经济共同生产制造出来的产品和商品。由于这一产品和商品是来自于外界的强势，作为弱势一方，公众的接受和消费也成为一种必然，即使这种“接受”并非是来自于人内心深处的真实自然需要。这时，“快乐”和“愉悦”的功能就如同伟哥和速效救心丸一样对人身心构成了一种强迫性刺激，昨天“快乐”和“愉悦”的受益者在今天就变成了受害者。当代艺术在拒绝这些“快乐”和“愉悦”刺激的同时，力求表现和揭示真实存在于人心灵深处的那些被排斥和压抑的抑郁、焦虑和绝望，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恢复到一种真实的生命状态，只有进入到这种真实的生命状态，生命的潜能和主观能动性才有可能被激活和唤醒，也只有如此，人才能在自我的奋斗和努力中体验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正如汪民安在他的新著《尼采与身体》中指出的“痛苦，毁灭并不意味着是对生命的否定和放弃，恰恰相反，它是肯定生命和强化生命们方式，它激发了生命，让生命得到强化性的经验，在痛苦和毁灭中，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被剧烈们唤醒，在痛苦中发现了肯定，在毁灭中发现了主动，这就是狄奥尼索斯的形象寓言。”（《尼采与身体》第16页）
3、 注重“观念”的作用。与偏重感性表现的传统艺术不同，当代艺术已不再满足于那种界线明确的社会分工和学科分工，而逐渐使自己成为一种人的自由活动和生命自由活动。为了实现这些自由，艺术家就必须不断突破思维的界线、学科的规定和世俗权力的控制。这时，在理性的介入、思想的介入和阐释的介入中，观念便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艺术就是一种充分调动生命潜能的综合性艺术，有了这种艺术的帮助，审美幻觉综合症的威胁就有可能被降低到最低限度。
4、“身体”介入的作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包括艺术家）的思维历来都注重诗意方式的表达，其用意并非是为了更好的求真，相反则是设法在回避真和隐藏真中保护自身不受外来侵害，在朦胧的诗情画意掩护下，这些人似乎便可以在有无数可能性的阐释中为自己留有足够的退路和逃脱空间。更有甚者，为了预防“祸从口出”，他们干脆就选择了“闭嘴”和“沉默”的处世方式，“沉默是金”就是这些人在历经沧桑之后对处世经验的一个高度总结。 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托物”、“移情”、“隐喻”、“象征”等艺术手法来表达自己的心思和情绪才是最保险的方式。正如被中国美术史称作是当代艺术先驱的八大山人也只能通过画“白眼”的乌鸦来表达自己的愤世与嫉俗，为了防止万一引来杀身之祸，他竟不得不在自家的大门上贴上一个大大的“哑”字以警示自己和别人保持沉默。即使是像吴冠中这样的战士也坦言自己之所以放弃人物画，而改画风景，也完全是因为当年他画的一位戴着大红花的农村劳动模范被视为“丑化了工农兵形象”而挨了批斗。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文人心目中的“自由”也只能是逃避的自由、压抑的自由、顾影自怜的自由和借酒消愁愁更愁的自由，当然，还可以拥有那个保持审美距离的自由。绘画在中国传统艺术家心目中从来也只能是养身、保命和处世的手段。对此，观众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的只能是空虚、无聊、抑郁、偷情和隐忍。虽然，这也是一种痛苦的表达，但这只是一种被有意遮掩之后无意流露出来的痛苦，或者说，他们表现的从来就不是痛苦，而只能是对自己化妆、遮掩经验的一种推崇和自我陶醉。其实，这都是被阉割之后的神经衰弱表现。当代艺术则不同，为了追求真，他们已不再满足于绘画这种保守的方式，他们要增加摄影、雕塑、装置和观念手段，即使如此，一些当代艺术家们仍难以满足，用身体直接表现生命的诉求便成为当代艺术中的另一道风景，在艺术家对身体行为的应用中，以往那种衰弱的精神得到了身体的支援，在身体的介入下，精神与身体、理性与感性实现了相互支持与依靠，人的完整性也因此获得了维护。
为了确保当代艺术充分发挥上述的积极作用，建立相应的教育、创作、传播、评估监督机制，就是一个必须。这是因为，面对着大规模五彩缤纷幻觉刺激的围剿，中国公众似乎没有做好任何心理上的防御准备，而审美幻觉刺激之所以能够在今天对公众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内心深处都保留着一个人皆有之的“爱美之心”传统。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这个“爱美之心”却让自己陷入到了不能自拔的幻觉围困之中。不过，我们已经听到了关于“审美疲劳”和“快乐的让人无法忍受”的埋怨，这时，当代艺术如果能够即时作出积极的回应，那些深受幻觉伤害的受众就极有可能走出幻觉的围困，从而走向自我的真实、生命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