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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随着HIP-HOP热潮的涌入，涂鸦作为街头文化的一部分，开始出现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最初的一批涂鸦者，在大拆大建的北京胡同里找到了自己宣泄的出口，那时候的涂鸦，是令管理者头疼的类似“小广告”的城市“牛皮癣”，而随着城市的发展，涂鸦也逐渐艺术化和商业化，它不仅见证着这个城市的变迁，也在成为北京这样的城市建筑中一道新的风景。
涂鸦经常出现在北京拆迁后留下的荒芜之地。
涂鸦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创作形式。
上世纪，住在华盛顿的一个送货小子德米特里，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达到了表现自己的目的。他随处涂写自己的绰号“Taki183”，这个举动不仅使自己登上了1971年的《纽约时报》，也使涂鸦（GRAFFITTI），这个来自希腊文“书写”与意大利文“刮痕”的俚语成了一个艺术名词，街头涂鸦就此开始。涂鸦内容包括文字、卡通人物、政治口号，乃至宗教与神怪形象。后来，涂鸦者的画布渐渐从街角墙壁、地下铁、火车扩展到海报、广告、服装、鞋、帽子、玩具、电视台、游戏厅等。随着网络的出现，电脑屏幕变成了更加流行的涂鸦场地。
北京涂鸦最集中的地方，是新街口百花深处胡同、五道口轻轨站旁、天坛东门、798艺术区、三里屯地下停车场、北服门口樱花小巷以及人大附近的奥运墙。天然的涂鸦场所总是城市疏于管理的地方。
北京做过800年的都城，规矩是城市的底色。涂鸦的出现，是在规矩遭到改变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早期，随着新一轮经济发展大潮流的出现，北京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大拆大建，这时候原来管理严密的胡同体系开始衰落、拆除，代之而起的是新楼群和社区，保安威严地站立在门口，有效地阻止了涂鸦的出现，而公共机构的管理依旧严格，也让涂鸦者无从下手。反倒是胡同，让最早一批涂鸦者可以一展身手。这一时期建成的众多道路的附属设施，诸如天桥、高架桥以及拆迁房，也是涂鸦的空间。
1995年张大力的涂鸦创作，就附着在这些城市中的荒僻之处。他之外，更多的玩家是在城市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代，与张大力不同，他们从小接触到的音乐、滑板文化以及外国杂志促使他们开始了自己的涂鸦之路。最初的涂鸦之所总是涂鸦者的家庭、学校所在的楼道、墙壁。实际上，在喷涂涂鸦这一形式传入之前，孩子们就喜欢用粉笔、煤块在墙壁上进行表达，“某某是大坏蛋”传递的信息明确而强烈。
在二环以内，只有一个百花深处胡同，因为这里有录音棚，有滑板店，有众多乐器店，小小的胡同得以容纳下涂鸦。五道口是打口青年淘盘的胜地，798艺术区则是新兴的艺术社会，这都是涂鸦者得以发挥的场所。当然，在各个大学附近，年轻人也会找到表达的出口，诸如北服门口的樱花小巷。另外，还有特殊的两处：一是三里屯3.3服饰大厦的地下停车场，这主要是商业力量策划的；另一处则是人大附近的奥运墙，这是公共部门的新潮宣传手段，在他们允许下，涂鸦得以出现在管理最严密的建筑中心地段。
但是涂鸦者除了不断寻找新的空白墙壁，也可以在同一面墙壁上展开故事：除了直接填充，还有覆盖、修改和更新，还有不断粉刷和创作的变化。即使一面墙上已经有涂鸦，后来者也可以进行修改或者添加，造成一个新图形。也有人直接覆盖旧涂鸦，重新赋予自己的标记。
不过，街头已经不是涂鸦的惟一出口，随着青年消费文化的成长，许多涂鸦设计师的图案出现在服装、运动鞋等商品上，也有一部分涂鸦创作者走上职业艺术家道路，从街头转向美术馆、收藏家的墙面以及纸上，现在，还出现了“网络涂鸦”。涂鸦的空间在从建筑向商品转移，这让那些最激烈的街头主义者感到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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