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路易·大卫的名画《马拉之死》
作为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作之一，大卫的这幅画作，从视觉艺术的角度上来看，无疑是杰出的。无论是构图、色彩还是用光的布局，都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像之美。通过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大卫成功地将一个暴戾的独裁政客，包装成一个具有慈悲心的、无私的圣徒。
《马拉之死》
画面中的马拉，是宁静安详的，仿佛睡去了一般，带着悲悯的神态，让人怎么也想象不到他圆睁豹眼喊着要砍下路易十六的脑袋的样子。光照在他的额、他的肩上，如大理石般的肃穆。犹如来自米开朗基罗绘画中的英雄般健硕的手臂，无力地垂到地面，手上捏着一支断了羽尾的羽毛笔，“英雄仿佛在紧张工作的时候，累得睡着了”。沾了血的刀掉在地上，锁骨下面有一个不大但致命的刀口，流出的血把浴缸里的水染红了，一种内敛而又震撼人心的悲情油然而生。看到这样的画面，让人感到惋惜，这么一个小小的伤口，就让我们永远失去了一位“大英雄”。
在营造马拉“圣徒”形象的技巧方面，大卫画的马拉整体姿态，特别是下垂的胳膊，巧妙地将观画者的感受与耶稣基督下十字架的印象联系了起来。作为一个天主教国家，耶稣基督下十字架时的形象，通过各位知名或不知名的画家，存在于天主教世界的各个角落，拉斐尔等大画家都有过类似的表达。
《基督被解下十字架》拉斐尔1507意大利
《卸下圣体》罗吉尔·凡·德·韦登1435尼德兰
《基督被解下十字架》阿列格利·柯雷乔1525意大利
《基督下十字架》胡塞佩·德·里贝拉1640西班牙
于是轻轻巧巧地，通过这种构图，马拉就被神圣化了。为了更好地突出效果，大卫还将马拉浴室的其他装饰去除，将墙壁大面积深色留空，将原先靴形的浴缸做了更为简单的改造。一个朴素而破旧的木箱，两块朴素而简单的毯子和床单，在床单的一角，大卫用他超凡脱俗的写实技巧，低调内敛而又醒目地画上了补丁，以表现这位“人民之子”是多么的简朴。
大卫是个做事非常细致的写实主义画家，不放过画作中的每一个细节，马拉手上的便笺和桌上的字条，他都不遗余力地写上具体内容。手上的便笺写的是：“1793年7月13日，玛丽·安娜·夏洛蒂·科黛致公民马拉：我十分不幸，指望能够得到您的慈善，这就足够了。”而木箱上便笺上写的则是：“请把这五个法郎的纸币给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里的科黛，就是刺杀马拉的那位女士。从这些文字来看，似乎是刺客利用了马拉的善心（有箱子上的善举作证）才得以成功。
然而现实并不是如此。科黛小姐以向马拉举报康恩地区的吉伦特党人为名，进入马拉的浴室。事后的审讯记录表明，当时科黛小姐向马拉举报了18名吉伦特党人，马拉一一记下，并表示第二天就要按名单抓人并送他们上断头台。此时科黛掏出小刀，一刀刺杀了马拉，然而她并没有逃走，而是静等被抓捕。所以，当时马拉手上的便笺，应该是那张他准备处决的18人名单。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桌子上充满慈善温情的钱和抚恤信，也来自大卫的杜撰而非事实。
对于大卫的细心，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大卫不仅忽略了或者说视觉上修复了马拉浑身的“疱疹性皮炎”导致的溃疡，从而不让观者对马拉出了名的丑陋形象产生恶心；又为马拉的手上的信笺，填上动人的内容。这样的艺术创造，为的是打造一个圣徒般的马拉，引起不明真相的观者对刺杀者的痛恨。
刺杀者科黛
那么刺杀者科黛是名怎样的女子呢？
这幅画作是法国画家保罗·波德里（Paul-Jacques-Aim Baudry,1828-1886）创作的《刺杀马拉之后的科黛》（Charlotte Corday after the murder of Marat）这也是他唯一一幅表现历史题材的作品。而下面一幅，据说是科黛的画像。
从上面的两幅画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安静而美丽的女子。
夏绿蒂·科黛生于法国诺曼底利尼埃附近的圣萨蒂南一个贵族家庭，母亲是古典主义悲剧大师皮埃尔·高乃依的后代。母亲和姐姐过世后，父亲送其进了冈城修道院，在修道院长大并接受教育，1791年她开始和姑母一起生活。科黛是一个热爱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的彻底的共和主义者，这样的人和保皇党人没有关联，之所以选择刺杀马拉，是由于她实在看不下去马拉等雅各宾党人疯狂的杀戮行为。
科黛认为马拉这样的政治屠夫，必将破坏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所以在完成刺杀后没有逃走。在接受审讯时，她说：“我是为了拯救10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在革命前，我就是共和派，我从来就是精力充沛，无所畏惧的。”
马拉死后
1793年，在雅各宾党暴力执政期间，对自己的领导马拉和雅各宾党，大卫为了表现自己的赤胆忠心，除了画了《马拉之死》外，还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建议：让人民瞻仰保持着倒在敌人刀下那一刻姿势的马拉遗体。
这个建议竟然被采用了。巴黎正值炎夏，死后的马拉满身溃疡，尸体很快腐烂发臭，脸部因痛苦而变形，舌头伸出在外，怎么也塞不回去，不得已只好割掉。大卫想的办法是把马拉的全身遮住，只留出脸部和一只手，而这只手还是从其他死人身上切下来接在马拉肩上的，因为马拉的手已经烂得不成样子。据说由于亲吻这只手的民众实在太多，最后它竟从身体上掉落下来。
马拉死后被他的雅各宾党的同志送进了先贤祠，但是没过多久，随着雅各宾党被法国人民抛弃，马拉又被迁出了先贤祠。大卫的这幅画，也被后来的当局还给了他。但不论怎么说，通过大卫的包装，马拉成功地从一个“革命网红”上升到一个“圣徒网红”，在当时以及在多年以后的东方，还依然红着。
对于历史上真实的马拉，西方历史学家是怎么看的呢？
著名历史学家法朗索瓦·米涅（Francois Mignet，1796-1884）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批评马拉草菅人命的言行：“带有一种毫不顾忌的残酷性，既不考虑法度，也不考虑人的生命。”“在革命时期，有过一些完全和马拉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是哪一个都没有比他对那个时期起到更为恶劣的影响。”
余凤高《“马拉之死”与“刺杀马拉”》
18-19世纪法国的新古典主义，早期号称是理性而非感性的，遵循唯理主义观点，认为艺术必须从理性出发，排斥艺术家主观思想感情；但同时又是号称倡导公民的完美道德就是牺牲自己，为祖国尽责。不难看出，这样的口号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
当时身为新古典主义领军人物的雅克·路易·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体。作为一个雅各宾党人，一方面他投票赞成处死国王路易十六的，就像他的同志马拉所呼吁的：“要挽救祖国，必须砍掉暴君的头。”另一方面，他又赞成独裁，所以在雅各宾党人暴力血腥专政被推翻，拿破仑走上政治舞台后，大卫从一个雅各宾党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拿破仑皇帝的御用画家，再次用生花妙笔，将来自基层靠大炮起家的拿破仑，画成了俊俏小鲜肉。
大卫画作《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山口》，画中的拿破仑俊俏秀美，衣冠华丽。但实际上，拿破仑翻山时骑的不是马而是驴子，而且一如既往穿的是普通浅蓝灰色军大衣而非红色斗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