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之死》塑造的“圣徒”形象

时间:2017-08-13 15:09:25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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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路易·大卫的名画《马拉之死》

作为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作之一,大卫的这幅画作,从视觉艺术的角度上来看,无疑是杰出的。无论是构图、色彩还是用光的布局,都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像之美。通过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大卫成功地将一个暴戾的独裁政客,包装成一个具有慈悲心的、无私的圣徒。

《马拉之死》

画面中的马拉,是宁静安详的,仿佛睡去了一般,带着悲悯的神态,让人怎么也想象不到他圆睁豹眼喊着要砍下路易十六的脑袋的样子。光照在他的额、他的肩上,如大理石般的肃穆。犹如来自米开朗基罗绘画中的英雄般健硕的手臂,无力地垂到地面,手上捏着一支断了羽尾的羽毛笔,“英雄仿佛在紧张工作的时候,累得睡着了”。沾了血的刀掉在地上,锁骨下面有一个不大但致命的刀口,流出的血把浴缸里的水染红了,一种内敛而又震撼人心的悲情油然而生。看到这样的画面,让人感到惋惜,这么一个小小的伤口,就让我们永远失去了一位“大英雄”。

在营造马拉“圣徒”形象的技巧方面,大卫画的马拉整体姿态,特别是下垂的胳膊,巧妙地将观画者的感受与耶稣基督下十字架的印象联系了起来。作为一个天主教国家,耶稣基督下十字架时的形象,通过各位知名或不知名的画家,存在于天主教世界的各个角落,拉斐尔等大画家都有过类似的表达。

《基督被解下十字架》拉斐尔1507意大利

《卸下圣体》罗吉尔·凡·德·韦登1435尼德兰

《基督被解下十字架》阿列格利·柯雷乔1525意大利

《基督下十字架》胡塞佩·德·里贝拉1640西班牙

于是轻轻巧巧地,通过这种构图,马拉就被神圣化了。为了更好地突出效果,大卫还将马拉浴室的其他装饰去除,将墙壁大面积深色留空,将原先靴形的浴缸做了更为简单的改造。一个朴素而破旧的木箱,两块朴素而简单的毯子和床单,在床单的一角,大卫用他超凡脱俗的写实技巧,低调内敛而又醒目地画上了补丁,以表现这位“人民之子”是多么的简朴。

大卫是个做事非常细致的写实主义画家,不放过画作中的每一个细节,马拉手上的便笺和桌上的字条,他都不遗余力地写上具体内容。手上的便笺写的是:“1793年7月13日,玛丽·安娜·夏洛蒂·科黛致公民马拉:我十分不幸,指望能够得到您的慈善,这就足够了。”而木箱上便笺上写的则是:“请把这五个法郎的纸币给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里的科黛,就是刺杀马拉的那位女士。从这些文字来看,似乎是刺客利用了马拉的善心(有箱子上的善举作证)才得以成功。

然而现实并不是如此。科黛小姐以向马拉举报康恩地区的吉伦特党人为名,进入马拉的浴室。事后的审讯记录表明,当时科黛小姐向马拉举报了18名吉伦特党人,马拉一一记下,并表示第二天就要按名单抓人并送他们上断头台。此时科黛掏出小刀,一刀刺杀了马拉,然而她并没有逃走,而是静等被抓捕。所以,当时马拉手上的便笺,应该是那张他准备处决的18人名单。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桌子上充满慈善温情的钱和抚恤信,也来自大卫的杜撰而非事实。

对于大卫的细心,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大卫不仅忽略了或者说视觉上修复了马拉浑身的“疱疹性皮炎”导致的溃疡,从而不让观者对马拉出了名的丑陋形象产生恶心;又为马拉的手上的信笺,填上动人的内容。这样的艺术创造,为的是打造一个圣徒般的马拉,引起不明真相的观者对刺杀者的痛恨。

刺杀者科黛

那么刺杀者科黛是名怎样的女子呢?

这幅画作是法国画家保罗·波德里(Paul-Jacques-Aim Baudry,1828-1886)创作的《刺杀马拉之后的科黛》(Charlotte Corday after the murder of Marat)这也是他唯一一幅表现历史题材的作品。而下面一幅,据说是科黛的画像。

从上面的两幅画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安静而美丽的女子。

夏绿蒂·科黛生于法国诺曼底利尼埃附近的圣萨蒂南一个贵族家庭,母亲是古典主义悲剧大师皮埃尔·高乃依的后代。母亲和姐姐过世后,父亲送其进了冈城修道院,在修道院长大并接受教育,1791年她开始和姑母一起生活。科黛是一个热爱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的彻底的共和主义者,这样的人和保皇党人没有关联,之所以选择刺杀马拉,是由于她实在看不下去马拉等雅各宾党人疯狂的杀戮行为。

科黛认为马拉这样的政治屠夫,必将破坏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所以在完成刺杀后没有逃走。在接受审讯时,她说:“我是为了拯救10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在革命前,我就是共和派,我从来就是精力充沛,无所畏惧的。”

马拉死后

1793年,在雅各宾党暴力执政期间,对自己的领导马拉和雅各宾党,大卫为了表现自己的赤胆忠心,除了画了《马拉之死》外,还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建议:让人民瞻仰保持着倒在敌人刀下那一刻姿势的马拉遗体。

这个建议竟然被采用了。巴黎正值炎夏,死后的马拉满身溃疡,尸体很快腐烂发臭,脸部因痛苦而变形,舌头伸出在外,怎么也塞不回去,不得已只好割掉。大卫想的办法是把马拉的全身遮住,只留出脸部和一只手,而这只手还是从其他死人身上切下来接在马拉肩上的,因为马拉的手已经烂得不成样子。据说由于亲吻这只手的民众实在太多,最后它竟从身体上掉落下来。

马拉死后被他的雅各宾党的同志送进了先贤祠,但是没过多久,随着雅各宾党被法国人民抛弃,马拉又被迁出了先贤祠。大卫的这幅画,也被后来的当局还给了他。但不论怎么说,通过大卫的包装,马拉成功地从一个“革命网红”上升到一个“圣徒网红”,在当时以及在多年以后的东方,还依然红着。

对于历史上真实的马拉,西方历史学家是怎么看的呢?

著名历史学家法朗索瓦·米涅(Francois Mignet,1796-1884)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批评马拉草菅人命的言行:“带有一种毫不顾忌的残酷性,既不考虑法度,也不考虑人的生命。”“在革命时期,有过一些完全和马拉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是哪一个都没有比他对那个时期起到更为恶劣的影响。”

余凤高《“马拉之死”与“刺杀马拉”》

18-19世纪法国的新古典主义,早期号称是理性而非感性的,遵循唯理主义观点,认为艺术必须从理性出发,排斥艺术家主观思想感情;但同时又是号称倡导公民的完美道德就是牺牲自己,为祖国尽责。不难看出,这样的口号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

当时身为新古典主义领军人物的雅克·路易·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体。作为一个雅各宾党人,一方面他投票赞成处死国王路易十六的,就像他的同志马拉所呼吁的:“要挽救祖国,必须砍掉暴君的头。”另一方面,他又赞成独裁,所以在雅各宾党人暴力血腥专政被推翻,拿破仑走上政治舞台后,大卫从一个雅各宾党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拿破仑皇帝的御用画家,再次用生花妙笔,将来自基层靠大炮起家的拿破仑,画成了俊俏小鲜肉。

大卫画作《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山口》,画中的拿破仑俊俏秀美,衣冠华丽。但实际上,拿破仑翻山时骑的不是马而是驴子,而且一如既往穿的是普通浅蓝灰色军大衣而非红色斗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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