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逛博物馆看展览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不仅是娱乐，更能引发我们心灵上对历史的遥远回响。即将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大英博物馆展览，以100件文物追溯人类文明史上的足迹，人类祖先的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以及辉煌荣光，都会在这场回溯中向我们展现。本次大英展中的一组东汉六博俑，颇为引人注目，它是古代文化沧海中的一斑，我们却能够借此窥视汉代人的生活与思想。
大英博物馆藏东汉六博釉陶俑
这组东汉六博俑，1933年由大英博物馆之友捐赠入藏。其质地为绿釉陶质，红胎。由一张长方形合榻、两个对坐于榻上的人物俑、两者之间的一件博枰及其上的博具组成。合榻长29、宽22.5、高6.8厘米。陶俑之一，高19、宽13.5、厚11厘米；陶俑之二，高19、宽15.5厘米。两个人物俑相对，分别跽坐于陶榻两端，正在进行六博对弈。两俑皆头戴武弁大冠，身着宽袖长袍。它们的五官清晰，一人双手举于面前，掌心向内，右手大拇指残缺。另一人左臂略曲，掌立至颌前，右肘朝内弯曲，右手掌平摊于胸前。两个釉陶俑之间，横置一件长方形博枰。博枰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半纵向排列六根长条形箸，是为“六箸”。另一半则在靠近两个陶俑面前的博枰边缘，各有一排六枚整齐排列的长方形棋子，在两排棋子之间的棋枰中部，还有两枚乳突状物凸起，应为“二茕”。
何为六博？
六博是我国古代一种掷采行棋的博弈游戏。它得名于游戏所使用的6根中空细长的半边竹管，这样的竹管称之为“箸”，用以投掷以决定行棋、类似于今天的骰子。而一套完整的博具，除了“六箸”，还包括作为棋盘的博局和12枚棋子。汉朝时，六箸可由具有同样投掷功能的二枚或一枚圆形“茕”取代，也可能箸与茕同时存在。根据秦汉出土实物，讲究一些的博具，还会有专门投箸的“筭席”及铺在席下的“博枰”。
河南灵宝张湾3号东汉墓绿釉陶六博俑
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墓M73陶望楼二层内的博戏场景
六博相传起源于夏，在春秋战国得到发展，秦汉是其兴盛期，魏晋则出现形制上的变化。北齐《颜氏家训·杂艺》云：“古为大博则六箸，小博则二茕，今无晓者。比世所行，一茕十二棋，数术浅短，不足可玩。”说明最迟到5世纪末，大博（游戏时采用六箸）和小博（游戏时采用二茕）皆已不存，当时流行投一茕的博。再到宋代，六博已被认为失传。
在秦汉，六博广为普及，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都热衷这种游戏，并不因身份地位之别而有差异。史书中记载了西汉的文、景、宣等皇帝与六博有关的故事。《汉书·文帝纪》中，颜师古注有一条：“薄昭与文帝博。”《汉书》记：“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景帝和吴太子玩博戏还有后续，一次因争棋道而发生争执，结果景帝搬起博具砸向吴太子，造成命案。宣帝早年流落民间，微时故友陈遂经常“相随博弈”，等宣帝入宫继位后，封陈遂为太守，以念旧情。
《后汉书·梁统传》中记载东汉中后期的权臣梁冀：“少为贵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张衡同人辩论时，说：“咸以得人为枭，失士为尤。”其注云：“枭犹胜也，犹六博得枭则胜。”由此可知，六博在社会上的普及面甚广。
古人流连于六博的语笑盛况，今天我们无法复制，只能凭借流传下来的文字和实物去想象。战国至秦汉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六博实物。其中战国至西汉早中期出土的六博实物，大多为博具，可将其归为六博的直接具体形态；而西汉中晚期以后，尤其是东汉时期的出土实物，六博则大多以图像形式被再现于画像石、画像砖、石棺、铜镜等器物上，同时也有放置于陶楼之中或者独立存在的六博俑，这些可视为六博这种娱乐形式在冥间文物中的完善。那些形形色色的随葬品，不同形式、不同材质，环环相扣、各自辐射，在岁月的星河中交相辉映，共同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绵延的艺术体系。
广西西林普驮粮站西汉铜鼓墓跽坐铜俑
广西西林普驮粮站西汉铜鼓墓铜六博盘
六博背后的生死观念
入汉以后，墓中随葬六博逐渐由具象的博具转向抽象的图案或陶俑等形式，这意味着墓葬礼仪乃至于死亡观念的转型。汉朝流行“事死如事生”的观念，相信一个人在去世以后，逝去的只是其肉身，而魂灵是不灭的，在墓室中他能够延续生前的生活。因此，墓中会陪葬大量墓主人生前用过的器具以及模仿现实生活的明器，乃至于动物形象、人物俑、镇墓俑等，用以服务墓主人，希望墓主人在死后能继续享受生前所拥有的一切。
《论衡·薄葬》记载当时的葬俗：“谓死如生。闵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在西汉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诸多大地主、大商人，后更有东汉豪强地主阶层逐渐兴起，这些均为厚葬提供了经济基础。比如《潜夫论·浮侈》描写汉代京城贵戚、地方豪强在操办丧事过程中的厚葬之风：“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檽梓楩柟，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生人希望能够帮助逝者把这份欢乐迷醉带进坟墓、带往另一个世界。
同时，对于死亡，汉朝人还有一种更加瑰丽浪漫的想象——死后升仙。神仙信仰在战国燕齐已经出现，燕齐之地临山滨海，那叠嶂远山与奔涌大海，日升日落的光影变幻，潮涨潮消的声色迷离，容易让人幻想一些虚无缥缈的仙事。当时的人们期翼通过苦修或者探寻仙山，在此生中获得长生、自身能够转化为不死之身、到达方外的仙境。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了汉朝，逐渐与死后才能前往的来世的概念相连，长生与死后的升华两种想象开始融合统一，最终形成了汉朝文化中新的升仙概念，深入人心，成为上自帝王、下及平民的普遍信仰
神仙是独立于人界时空的奇妙存在，但他们和人界也可能凭借某种媒介沟通，弈棋便是媒介中的一种。在古代文化里，我们不难发现弈棋，往往能够超越时间。《西京杂记》里记载，在戚夫人陪汉高祖刘邦共度的诸多节日活动中，其中一项就是下棋卜运：“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任昉的《述异记》里有则“俄顷烂柯”：晋人王质入信安郡的石室山砍柴，遇到林中数名童子下棋，兴至高处，不禁歌咏。那烂漫清逸情景实在引人入胜，王质在旁巴巴看棋入了迷，加上吃了颗童子给的枣，也不觉饥饿。俄顷童子转头笑向他道：“喏，是时候该回去了。”这才晓得去捡斧头——咦，怎么斧头柄竟已朽了？王质神思恍惚，更惊讶的是回到家，一切居然沧海桑田，不知过了几生几世。这才醒悟原来自己遇着了仙人。《搜神记》里的管辂指点颜超的父亲，如何去求神仙延续儿子的生命，颜父遵嘱寻到的南北斗仙人，也是正在下围棋。想那方寸棋盘之间，竟犹有一番远天阔地，仿若黑白的此消彼长中，蕴藏着变幻无穷之境。
而六博作为弈棋游戏的一种，也被当时社会认为能够沟通神人之间的联系、向神传达人意。《汉书·五行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
河南济源西窑头汉墓M10六博黄绿釉俑
美国纽约莉莲•斯卡露丝藏汉代六博陶俑
在汉墓的画像石、画像砖上，常常出现带翼仙人对弈六博的场景。曹植有首《仙人篇》，将那场面凝练在了意出尘外的文字里：
仙人揽六著，对博泰山隅。
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
玉樽盈桂酒，河伯献神鱼。
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知。
韩终与王乔，要我于天衢。
万里不足步，轻举凌太虚。
飞腾逾景云，高风吹我躯。
回驾观紫微，与帝合灵符。
阊阖正嵯峨，双阙万丈余。
玉树扶道生，白虎夹门枢。
驱风游四海，东过王母庐。
俯观五岳问，人生如寄居。
潜光养羽翼，进趋且徐徐。
不见轩辕氏，乘龙出鼎湖。
徘徊九天上，与尔长相须。
如此仙气飘然的六博，其设计来源就和古人的宇宙观相关。博局的设计源自历术，包括天干地支，是秦汉人关于宇宙的想象。而占卜的基本依据之一，也是天干地支，《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中有一篇《六博书》，形象地展示着博局和占卜图是重合的。1989年，在四川彭山县凤鸣乡发现了“尹元郎博时”画像砖，砖上题记中的“时”字，应该理解为时间、时运。博弈游戏本身的不确定性，带有运气成分，使得六博有种赌博性质的神秘色彩，从而让人联想到对生死命运的探测。
河南偃师辛村新莽墓M1六博图壁画局部
四川新津东汉画像残石上的仙人六博图
除了时间，墓中随葬六博还带有一种幽冥空间的寓意。国家博物馆藏有新莽时期的一幅铜镜拓本，上有铭文：“刻娄博局去不羊”。博局蕴含着一种对驱除邪恶、召唤吉祥的期待。墓葬六博中，实在的博具多半是为亡者提供“生活”的必需品；而石棺与铜镜上的博局图案，则应超越了博具、乃至博戏人俑的娱乐或服务等实际功能，暗含了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信仰，比如可能是引导亡灵顺利去往另一个世界的助力。
六博的背后隐藏着另一个时空，那个时空，是天道徐徐运转、一切神秘力量的缘起。而要到达那个时空，便需要借助通灵器物或巫师的引导，比如六博。当亡灵进入模仿宇宙干支的博局图像所建构的异度时空，便犹如突破生死大限、摆脱皮囊的束缚，抵达至善至美的仙境。在那个世界，再没有肉身的束缚、欲念的挣扎与魂灵的恐惧，至此无己、无功、无名，彻底的无待之后，方可托身广漠、翱翔云表、逍遥八荒。
从汉代的墓葬艺术，我们可以了解汉朝人对生死终极命题的思考。他们热爱生活，同时对死亡也有清醒的认识。墓葬，即是承认并接受生死大限的存在；但另一方面，通过墓室建筑的设计、氛围的营造以及相关礼仪的实行，他们对于超越死亡是有着尝试与渴求的。他们渴望以盎然的生之热力热情去温暖那冰冷的死亡，令死后的世界不再那么黑寂恐怖——这是汉朝人冷静的达观，正是凭着这份洞彻与达观，他们不仅赋予了生死以崇高感，也滋养发挥了艺术的无限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