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精神分析引论》，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
女士们，先生们!上一讲我曾说要抛开疑惑，在已知内容的基础上，继续我们的研究。然而有一点没来得及说：从两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中，我们还能得出两点十分有趣的结论。
首先，两位患者都给我们一种印象：她们对过去的某一件事情始终难以忘怀，以至于自绝于现实和未来。她们藏身于疾病中，像古时候遁入空门的人那样艰难度日。就第一位患者而言，她与丈夫早已形同虚设的婚姻对她的命运产生了莫大影响。她借助自己的病症保持与丈夫的关系，在心底为丈夫辩护，原谅他，抬举他，为他的失败打抱不平。她依旧年轻貌美，对其他男子有吸引力，却在现实和幻想中深入简出，对丈夫忠贞不贰。她不见外人，不喜打扮，坐下便不愿起身，也不愿给他人签名或送礼，好让其他人不能占有她的一针一线。
我们的第二位患者是一位少女，她在青春期之前与父亲有着很强的性联系，从此难以脱身他投。她知道有病便不能结婚，不难猜测，她之所以患病，是为了不出嫁而留在父亲身边。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人究竟经由何种途径、出于何种动机，才能在生活中采取这种奇特而无益的态度?前提是，这类行为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共性，而非上述两位患者独有。事实上，这的确是神经官能症的通性和重要特征。布劳尔提到的第一位歇斯底里症患者也是停留在照顾重病的父亲这一时间节点难以自拔。她虽已恢复，却无法正常生活;虽然身体健全，却无法接受正常女人的命运。只需稍加分析，我们发现每个患者的症状及其后果都与过去的经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多数情况下，这都与早期，即儿童期乃至哺乳期的经历有关，尽管这种说法听上去有些可笑。
与这类症状最为相似的表现来自另一类疾病——创伤性神经官能症。它多发于战争时期;战争之外的火车相撞事故，或其他危及生命的经历，也能诱发这种疾病。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的发病机理与我们通常研究和治疗的自发性神经官能症不同，我们的观点不适用于它，若有机会，我会详述其中的限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受创经历的固置正是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的症结所在。患者会在梦中不断重温受创的场面，如果他们有可供分析的歇斯底里式表现，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行为也是为了重现受创的场景。患者似乎对那个场景难以释怀，仍将其视为当前首要任务。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它为我们指明了道路，指引我们从经济的角度审视心理活动。没错，“创伤性”这种说法，无非是一种经济的考量。如果一种经历能在短期对我们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刺激，使我们无法像平常那样将其解决或清理，会对心理活动的能量分配造成持续性的阻碍。
正是因为这种相似性，我们倾向于将神经官能症固执于过去的现象，称为创伤性现象。借助这种方式，我们很容易便能解释神经官能症的成因：它与创伤性疾病类似，起因是无法逾越强烈的情感体验。这也是1893—1895年布劳尔和我对观察结果做理论研究时提出的第一个公式。与丈夫分居的少妇的例子，与我们这一结论十分契合。她无法接受婚姻无法维系的事实，所以一直生活在创伤的阴影下。离不开父亲的少女的例子又证明我们的公式尚存不足之处。一方面，小女孩依恋父亲本是寻常之事，这种情绪通常会受到克制，所以根本谈不上“创伤”;另一方面，患者的经历告诉我们，这种性固置起初是无害的，只是多年之后才诱发了强迫症的症状。由此可见，疾病的成因复杂多变，但我们无须就此放弃创伤固置的观点，只需再对它进行补充和归纳。
我们刚找准方向，又不得不另觅他途。一条路行不通，必须另辟蹊径，使研究得以继续。我们注意到，固置作用都发生在神经官能症出现前的某个久远阶段。每一种神经官能症都有固置现象，但并不是每一种固置现象都会诱发神经官能症，与神经官能症结合在一起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过往情绪的固置现象在悲伤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它可使人完全脱离现在和将来。但悲伤情绪和神经官能症之间的区别，即便外行人士也能分辨。不过，确有某些神经官能症被称为病态的悲伤。
有时候，人们会因为某种创伤性的、足以撼动其生活根基的经历而止步不前，对现在和未来失去兴趣，乃至完全沉浸在过往中;这虽不幸，却不一定会诱发神经官能症。所以创伤性虽然常见而重要，我们却不应夸大其作用，将其视作神经官能症的根本属性。
现在再来看分析得出的第二点结论，对于这一点，我们无须附加限制条件。此前，我们听第一位患者讲述了无意义的强迫行为，也倾听了她内心的回忆;接着，我们研究了两者间的关系，并从中推断出强迫行为的目的。有一点本应引起我们重视，我们却忽略了。当这位患者在重复强迫行为的时候，她并没意识到这与从前那段经历相关。她不清楚两者间的联系，所以只能就事论事，说她不清楚自己为何这么做。在治疗的影响下，她终于发现了两者间的关联，并将它和盘托出。尽管如此，她仍然不清楚强迫行为的意义在于纠正过去不愉快的经历，将自己心爱的丈夫摆在一个较高的位置。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后，她才明白这一点，并向我承认正是这种念头为她的行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新婚之夜的不幸经历和患者对丈夫的柔情一道构成了强迫行为的意义。但在她执行强迫行为的过程中，她既不知道其意义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它有何所图。强迫行为更像是她心理活动的结果，她只是在一般层面上感知到心理活动的影响，却对这种影响的前提条件一无所知。她像伯恩海姆在实验中被催眠的人，后者被要求在医院醒来五分钟后打开一把伞，他依言照办，却不知道为何要这么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潜意识的心理过程。我们欢迎世人以更准确而科学的方式看待这一事实，如果由此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乐于放弃对潜意识心理过程的看法。但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如果有人辩称潜意识不是科学的真实存在，只是权宜之计和一种说辞，我们只能付之一笑，深表遗憾。如果潜意识并不真实存在，又怎会产生强迫行为这类实实在在的影响呢!
第二位患者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她禁止长枕和床背接触，强迫自己遵循这条法令，却不知道它究竟从何而来，有什么意义，其背后有什么动机。无论她对此究竟毫不在意、极力反抗还是拒不从命，都无法阻止禁令被执行。她肯定努力找寻过原因，却无功而返。我们不得不承认，强迫症的症状、想法和冲动来无影去无踪，却能抵御来自正常心理活动的所有影响，甚至患者本人都觉得它们像强大的外星来客，是试图干预人间事物的妖魔鬼怪。这清楚地证明精神生活中确有一个特殊区域存在。毫无疑问，潜意识的确存在，而眼中只有意识的临床精神病学只能在症状面前束手无策，将它称为特殊的退化现象。当然，强迫观念和强迫冲动本身并不是潜意识的，否则强迫行为便不会被意识感知，症状也不会侵入到意识中。但至少在我们借助分析向患者揭示这个道理之前，由分析得出的心理前提和联系确是潜意识的。
要知道，在上述两个案例中确认的事实可在所有的神经官能症症中求证。症状的意义总是患者未知的，分析表明，这些症状是潜意识过程的结果，由于这样那样的有利条件，它们出现在意识中。所以你们应当明白，精神分析绕不开潜意识心理问题，必须将它当成有意义的内容来研究。但你们也要明白，在这个问题上，那些只知潜意识概念，没做过分析，没有释梦经验，也没从目的和意义上分析过神经官能症症状的人，很难不存偏见。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我要再次重申：既然可以通过分析找到神经官能症症状的意义，就毫无疑问地证明了潜意识心理过程存在，或者说，我们至少有必要做此设想。
这不是全部。布劳尔还有第二大发现，在我看来，他这一独立发现在内容上较前者愈加丰富，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更多潜意识和神经官能症症状间的关系。不只症状的意义是潜意识的，潜意识和症候的存在间还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听完布劳尔下面这番话，你们便能明白我的论述：我们每遇到一样症状，便可断定患者内心存在某种特定的、包含症状意义的潜意识过程。这种意义必须是潜意识的，这是症状出现的前提。症状并非在意识中生成，如果潜意识中的内容进入意识中，症状便消失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治疗途径，一种使病症消失的办法。借助这种方法，布劳尔的确治愈了他的歇斯底里症患者，使她免受疾病侵扰。他发明了一种技法，使含有症状意义的潜意识过程进入意识中，从而成功消除症状。
布劳尔的这一发现不是猜断的结果，而是在病人的配合和反馈下临床观察的结果。你们无须费力将这一发现与已知的知识联系到一起;只需承认这一新事实，并借此解释许多其他现象。请允许我换一种方式来说明同一个道理。
症状的形成是为了替代某些涌动的暗流，某些心理活动不断发展，早晚会引起意识注意。如果这些心理过程意外受阻，仍被封存在潜意识中，就会诱发症状。因此，症状起了一种替换作用。若能还原这一过程，对神经官能症症状的治疗便能立竿见影。
直至今天，布劳尔这一发现仍是精神分析治疗的基础。如果使潜意识的前提条件进入意识中，症状就会消失，此后的研究已证实这一论断——尽管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各式各样出人意料的困难。治疗生效的前提，是将潜意识转化为意识;只有做到这一点，治疗方可见效。
现在我还要简单说几句题外话，好让你们不至于将治疗过程看得太过容易。根据我们之前的论述，神经官能症是无知的结果，有些心理过程本为人所知，却未能如愿，才诱发病症。这十分接近苏格拉底的学说，即恶习成于无知。有经验的医生通常很快能断定患者停留在潜意识中的冲动究竟为何物，所以治愈病患似乎并不困难，只需借助医者的知识消除患者的无知便可。至少一部分由潜意识过程引起的病症可以用这种方法治愈;至于与患者经历相关的症状，医者自然不便妄加猜测其成因，只能等患者说出他的回忆。即便这样，某些案例，我们依然可以找到替代的办法。我们可以向患者的家属打听他过往的经历，后者往往可以准确地说出患者受创的过程，甚至有些发生在早年的事情可能是患者本人未知的。如果能将这两种方法结合到一起，在短期内轻松解决患者病态的无知问题，大概不是什么难事。
真要这样就好了!事实上，我们遭遇了许多措手不及的打击。知道和知晓并不是一回事儿，知的种类很多，它们在心理学上并不等值。莫里哀(Molire)曾说过：皆是柴火，各有不同。医生知道的东西与患者知道的东西不一样，不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如果医生仅仅将自己的知识灌输给患者，不可能取得成功。不，这样说也不对。这种做法不能成功地消除病症，却使分析得以继续下去，患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对此进行驳斥。患者的确知晓了他从前不知道的东西，了解了病症的意义，但却依然像从前一样一无所知。这下我们知道，无知也不止一种。要想了解其中的区别，我们必须对心理认知的过程有深入的了解。但“症状在其意义浮出水面后便会消失”这句话却依然正确。要补充的是，这种知晓必须以患者内心的改变为基础，只有通过目标明确的心理治疗才能实现。我们在此遇到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纳为症状形成的动力学问题。
各位!现在我不得不提一个问题：我的说法是不是太晦涩难懂了?我经常收回我的话，或对此加以限制;抛出一个想法又宣告其失败，这是否搞得你们晕头转向了?若真是那样，我由衷感到抱歉。但我一贯不认同以牺牲真实性为代价简化论述的做法，希望让你们看到事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并认为言多无害，即便可能超出你们目前能接受的范畴。我知道，每位听众和读者都会思考了解到的内容，对它进行简化和提炼，留下需要的东西。所以从某种角度看，接收到的东西越多，留下的东西也越多。但愿你们能够删繁就简，将我所述的核心内容，如症状的意义、潜意识和两者间的关系牢记在心。你们必须明白，我们今后将朝着两个方向努力：第一，人们为何患病，为何会接纳神经官能症的生活态度，这是一个临床问题;第二，神经官能症的条件得到满足后，症状如何产生，这是一个精神动力学的问题。两个问题肯定有交集。
今天我不想再继续往下讲了，既然时间还富余，我想提请诸位关注上述两段分析的另一大特征，即记忆空白和遗忘症问题，尽管我们可能今后才能明白它的重要性。你们已经知道精神分析治疗的任务可以归纳为以下公式：将所有病态的潜意识转化为意识。如果说这个公式还可以用另一个来替代，你们或许会大吃一惊，那就是填补患者的记忆空白，消除他的遗忘。这两种说法其实是一样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的遗忘症与症状的产生关系匪浅。仅看我们分析的第一个案例，这一点不明显。患者并没有忘记与强迫行为相关的场景，相反一直将其鲜活地记在脑海里，其他类型的遗忘没有在症状产生的过程中起到作用。第二个例子的情况并不明了，但与第一例极为相似。事实上，那位有强迫仪式的少女也没忘记自己坚持要将卧室和父母寝室之间的门保持敞开，并将母亲从床上赶开的事实。她能清楚地回忆起这些事情，只是有些迟疑，不太愿意往那方面想。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一位患者虽已无数次重复强迫行为，却从没有察觉到这与新婚之夜的经历有关;当被直接问及强迫行为的动机时，她也联想不到这层原因。那位夜夜重复睡前仪式的少女也是如此。在两个例子中，患者都没有真正的遗忘，只是出现了记忆失联的情况。记忆重现的情境不复存在，这便足以诱发强迫行为。歇斯底里症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种神经官能症往往表现为大面积的遗忘。每分析一种歇斯底里症状，我们便能找出一大串被遗忘的生活经历。一方面，这些经历可以一直追溯到婴幼儿时期，歇斯底里症的遗忘可视作象征正常人精神生活开端的婴儿期遗忘的延续;另一方面，我们惊奇地发现患者近期的经历也难逃被遗忘的命运，尤其是诱发病症的那段经历，即便没彻底被遗忘，也很难回忆起来。通常情况下，这些新近的回忆不是缺少重要细节，就是被错误的记忆代替。没错，一般来说，对近来经历的记忆直到分析结束时才被重新唤起，此前它们一直被雪藏起来，或者在记忆中留下明显的破绽。
对记忆的损害既是歇斯底里症的特征，也可作为症状出现——歇斯底里症的爆发不会在记忆里留下任何痕迹。由于强迫症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我们可以推知遗忘是歇斯底里症的心理特征，而非神经官能症的普遍特点。但这一区别其实意义不大：我们说症状的意义主要分为两点，一是其从何而来，二是所为何图，就是诱发症状的经历或印象以及症状的目的。症状的来源是那些从外界获得的印象，它们一度在意识中出现，后来因遗忘遁入潜意识中。症状的目的和倾向却是一个内心过程，它可能在意识中出现过，也可能自始至终藏在潜意识中。所以就像歇斯底里症表现的那样，症状的来源是否被遗忘，其实并不重要;症状的发展趋势可能一直不为人知，所以症状与潜意识总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强迫症和歇斯底里症都概莫能外。
精神分析强调精神生活中潜意识的作用，因此招致最恶毒的攻击。你们无须奇怪，千万别以为反对声仅仅是因为潜意识概念复杂、相对难以感知。我的意思是，这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随着科学发展，幼稚而自恋的人类一共经历过两次沉重打击。第一次，人们意识到地球不但不是宇宙的中心，还只是浩瀚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造成这次打击的人是哥白尼(Kopernikus)，当然之前的亚历山大学派也有类似表述。第二次，生物学研究将人类自诩高万物一等的念头毁于一旦，证实人类不但脱胎于动物，而且其动物性根本无法消除。这次对人类价值重估应当归功达尔文(Ch.Darwin)、华莱士(Wallace)和他们的先辈，也曾招致同时代人的激烈反对。第三次也是最触及痛处的一次打击，来自当今的心理学研究，它证明“自我”并不能真正当家做主，而只能依靠从潜意识活动那儿得来的微不足道的讯息度日。这场反思并非由精神分析家率先提出，也不是我们的一家之言，但我们积极主张这一点，并用经验材料坐实它。正是因此，人们普遍排斥我们的科学，甚至不惜以破坏学术规矩和中立逻辑的方式反对我们的学说。当然，稍后你们还将知道，我们还以另一种方式破坏了世界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