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
自2014年，英国的知名画廊泰勒画廊开始频繁与中国的艺术生态、市场发生着密切关系。似乎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迅猛的阶段，他们以中国艺术界所熟知的合作艺术家肖恩·斯库利的中国巡回展，作为展览学术及市场的切入策略会显得更为对阵下药，同时这也再次拨动了肖恩·斯库利对中国抽象艺术的重要影响。随后，在2016年泰勒画廊也正式宣布代理中国最为重要的抽象艺术家丁乙，这一举动也向我们抛出了国际知名画廊进驻中国市场和中国抽象艺术如何打开国际市场的双重思考，不仅如此，西方抽象艺术的典范肖恩·斯库利，也与中国的抽象艺术形成话题性的探讨交集。针对进军亚洲市场，泰勒画廊也相继在2016参加了西岸艺博会与2017年的香港巴塞尔艺博会，其创始人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在接受采访中谈到，参加香港巴塞尔和西岸艺术博览会，是为了与中国收藏家之间建立联系的同时，也更加去了解他们的收藏需要。
对此，ARTYOO通过呈现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的专访，让大家进一步了解他从现实中创造出的艺术，以及他与中国产生的关系。
ARTYOO 专访 | 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
采访 李宁
从2014年开始至今，泰勒画廊逐渐与中国的艺术生态、市场发生着关系，在涉足中国这块蛋糕之前，是如何整体考量的，你可以从中国的艺术家，中国的艺术生态，和艺术市场去谈？
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是1992年在香港。那时我在香港有一个工作机会。那是我第一次与世界另一边的地区相遇。92年在香港，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那些未知的机遇。我不会说那里的语言，但是从当地市民的教育水平和洞察力来看，我已经感受到了其中的吸引力和活力。我从80年代就从事艺术行业，所以一直会不断地旅行、发现新的艺术家，并且与藏家和同行业的人见面。我不是一个语言学家，所以我旅行到欧洲、拉丁美洲、阿拉伯等地区时，也有一种语言障碍。但奇特的是，从我第一次与所见的人会面，包括随后的几次会面，我们之间都能感受到一种共鸣。他们非常热衷于探索，无比的积极向上，对未来抱有极其浓厚的兴趣。在面对东方的文化传统与我身后的西方艺术双轨并行的状态时，比起那些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人，与这些人的相遇和交谈总会更加鼓舞人心。
泰勒画廊创始人Timothy Taylor（左）与策展人Tania Doropoulos站在Alex Katz作品前
为什么一开始会选择以肖恩·斯库利的中国巡回展为起始，他是否对中国的当代艺术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我在91、92年左右也和安东尼·塔皮埃斯(Antoni Tpies）有过会面，在那时我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影响力。他那时已经被中国艺术届所知晓，1989年6月他在中国国家美术馆举办了展览。但肖恩·斯库利（Sean Scully)来到中国之前，我已经知道他在中国艺术界的影响力，人们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天赋。所以大家接受他、受到他的影响，这对我来说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除此之外，我也察觉到了中国抽象艺术在那些年发生的革新性运动——越来越向西方靠拢，虽然有一些作品或多或少地脱离了传统，但是仍然根植于中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肖恩·斯库利（Sean Scully)会在这个领域内大放异彩。
肖恩·斯库利（Sean Scully)
当泰勒画廊决定与中国极具影响力的抽象画家丁乙合作时，似乎这与有着世界抽象大师之名的肖恩·斯库利形成关联，你是如何理解他们之间在艺术史脉络中的区别的？同时你觉得中国的抽象绘画在国际市场中有着怎样的反响？
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通常，我所选择的艺术家，会和他的作品有内在的联系。我喜欢的作品一定是鲜活、灵动的。无论是具象作品，还是抽象作品，我所关注的是：它是否会“呼吸”？一幅打印出来的作品，它的“呼吸方式”与用画笔绘制出来的作品是完全不同的。比起绘画的表现力，它们更加扁平、了无生趣。而对于丁乙，他与肖恩有着不同的经历，我们也能看到他的中国艺术的底蕴，但除此之外他也在不断地向外探寻，看到了发生在西方的事情，见识广泛。肖恩在爱尔兰出生，在伦敦长大，他创作的方式是一种能够激起感情的灵动，让我非常着迷。而针对你所提到的丁乙和肖恩的共同点，正是他们一直拥有的最为基本的志向与决心：抽象艺术并没有界限。一件艺术作品一定要有支撑它的要素——整件作品要与这一核心要素和谐统一，它或许是精神信仰，一种爱或情绪，也可能是一种不顺应当下潮流的哲学理念。丁乙和肖恩都使用了这样的理念来创作，当然，他们阐述的是各自不同的观点。在这个稳定性与安全感极度匮乏的时代，万事万物都保持着极其快速的更新频率，即使你为一件事物感到信赖，但它自身也会随时更新。泰勒画廊与他们合作的原因，也在于他们具有艺术的前瞻性。这也是我们感到强有力的地方。
艺术家丁乙
在某种程度上，丁乙在中国的地位确实有助于我在国外为他策划展览，但这绝不是主要原因。我与丁乙有很好的个人友谊，我也尊敬他的人品、思想方式、创作方式，我更喜欢他作品所昭示的方向。尽管丁乙是一位中国艺术家，但我不把这些作品当作“中国画”来看待。这就像肖恩·斯库利，美国人认为他是爱尔兰人，英国人会认为他是美国人，而在爱尔兰，人们则把他完全地当作爱尔兰人，然而他们都是一个具有国际化视野的艺术家。
西方对中国抽象艺术发展，目前还处于摸索的阶段。与丁乙同时代的艺术家还有很多没有被介绍到西方世界中去，所以当人们看到的越多，接纳的越多，越能够充分理解当下中国发生的变化。
泰勒画廊在2017香港巴塞尔的展位
从2016年开始，泰特画廊算是真正第一次参加中国的博览会，同时期间也举办了艺术家亚历克斯·卡茨（Alex Katz）的个展，博览会及个展的高质量水准，是不是也代表着你们一贯的博览会策略？
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Alex Katz，他是一位大师。但我并不是从艺术史的角度将他视作一位大师。我们选择Alex Katz，是因为他尽管已经90岁的高龄，但他的观众却是30、40岁的人群。Alex在美国作为艺术界的先锋已经有很多年了，他是一位具有年轻活力的画家，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画家，我想尽最大的可能为观众带来最棒的画展。同时我也认为西岸艺术博览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因为在那里人们的视线和兴趣都被集中起来了。
通过参加西岸艺博会，你能感受中国的艺术市场有怎样的潜力，甚至对中国藏家的专业水准有怎样的体会？
根据我的个人经验，中国收藏家的专业素养非常高，他们清楚地了解自己每一步的行动。我们参加香港巴塞尔和西岸艺术博览会，有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加强与中国收藏家之间的联系，我们希望能够更加了解他们的收藏需要，因为他们真的非常专业。肖恩·斯库利的作品在这两次博览会中得到了很大的反响，但有趣的是，中古的藏家特别偏爱他早年的作品，更喜欢他70、80年代具有紧凑结构、带有侵略性的作品。除了肖恩·斯库利，还有Shezad Dawood，他在两年前也在这里举行过展览。所以收藏家们也知道他的作品。Shezad Dawood现在有一个虚拟现实视觉作品，正在北京的寺上美术馆参加展览。我们今天也讨论到了这个话题，关于新媒体艺术和影像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所以如果你去看我们在上海的展览，再看看我们现在在香港的展览。就会发现这是将我们现在的工作和中国串联起来的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所以现在我们在中国有两个抽象画展览和一个媒体艺术作品展览。
泰勒画廊在2017香港巴塞尔的展位
在香港巴塞尔，收藏家的群体是很大的。你可以看到来自西岸艺术博览会的收藏家，同时也有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日本及欧洲的藏家。因为大家都对这个博览会抱有很大的好奇与期待。相比西岸艺术博览会更多的是中国的观众。同样，我们对艺术家负有责任，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了解每一位收藏家和他们购买作品的动机。我们是把艺术作品销售给我们建立起关系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想要去做什么，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买这件作品，一切是合乎逻辑的。这是我们选择收藏家的方式。在纽约、在伦敦、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
同时，我们并没有根据观众和收藏家群体的不同，去特别地改变或者调整计划。事实上，我们努力确保我们的每一次露面都具有一致性。在艺术家背后，我们更多地会去关注当下，我们需要在中国举办展览。我不会仅仅因为西岸和香港有着不同的观众和藏家就做出两个彼此不协调统一的展览，其中唯一的区别就是藏品的尺寸和大小不同。
关于泰特画廊在中国的推广及部署，是如何开展这些工作的，据了解王凯梅女士任命为画廊在中国地区的联席总监，在这几年中你是如何与她一同展开工作的，其中有遇到哪些困难吗？
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关于如何在中国展开合作，我们讨论了很多。比方说，中国的艺术馆、收藏家、相关机构、管理人员，等等。最近几年我们主要工作是在伦敦开展丁乙的展览。那是丁乙在英国的首次个人展览。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肩上所负的责任感，那就是将丁乙和他的作品介绍给西方的收藏家和观众，他们在这之前或许听说、了解过他，或许没有。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展览策略和计划。在中国国内，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寻找，有点像我们在美国或者墨西哥、加拿大的工作，寻求与美术馆、艺术家和收藏家的个人联系，和他们保持面对面的联系。就拿我们和丁乙的例子来说，我们在展览之前就已经和他有过两三年的联系了。所以对我们来说，为未来艺术家的合作项目做准备，也是我们今年的工作内容，也许会是一个与西岸艺术博览会有关的展览，我们计划这一次的展览时间会比一周要长一些。或许是一场群展，与北京或者上海的艺术馆合作。主要看能否找到适合的人、适合的艺术家、适合的艺术馆，而不是强迫一定要去迅速实现什么。这种急切我在最近几年的工作里也遇到过一些。但是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有如此之多活跃来自西方的个人和协会，我认为这是一件积极的事，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观众也在担忧，因为聚焦于中国艺术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想，在现在建立和保持有意义的长久关系更为重要。
丁乙的《十示》近作
近两年，会看到部分国外的大画廊渗透到中国，对此现象，你是如何看待的？
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我们和丁乙的合作，甚至可以从抽象艺术谈起。抽象涵盖着广泛的含义，但如果你去思考这个概念，想去判断一幅画是好还是坏，这个时候这幅画作的国界就不重要了。无论是中国、英国还是美国，我们确实将一位优秀的中国艺术家介绍到了西方，我们也将一些西方艺术作品带到了中国。同样我们也在别的国家做这样的工作。你知道的，我们代理的艺术家中有两位来自墨西哥，我们也会与墨西哥的画廊合作。所以我们建立的合作是全球性质的，另外，我们非常喜欢现在在中国的工作，并专心于现在的项目。由于过去二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现在是中国艺术的黄金时期，涌现出了很多的优秀艺术家，这可以算是我们在中国开展工作的第二个原因。
如果要让我去解释为什么这些画廊会出现在这里，为什么它们愿意与中国的艺术家合作、将它们的艺术家介绍到中国，我只觉得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我知道有人在质疑这个现象，但是我认为它是一个正常的阶段，也许会在某一阶段，这种势头会放慢，但是现在的一切还是生机勃勃地发展着。
丁乙的《十示》近作
这其实也算是一个关于年代的话题，我认为有趣的一点正是因为这一切都是新的。每一个与我共处的人，都比我年轻至少十岁或是二十岁。他们的眼神明亮，充满着求知欲。作为一个画廊的负责人，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去探寻，与我共事的人都是年轻的一代：画廊主、艺术家、收藏家、作家、记者，每一个人都比我年轻，这让人非常兴奋。此外，他们把所有事情变得更加积极。他们在创新、创造，他们在制定规则，他们在运筹帷幄。这是事实，他们拥有力量，他们也有这样的魄力去实现这些改变，而这些改变与我们现在在场的所有人都息息相关。你知道吗，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西班牙，他们也有着相同的变化，规模和程度当然是和这里比不上的。但是那种新鲜的活力，新生的力量是相同的。同样的，在那个时候，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年轻，那很与众不同。那种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每个人都变老了。但是在这里，新一代年轻群体的规模和潜力是如此有魅力的，也让我想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是我在这里出现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