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卢浮宫内厅，法国与外来文物相关的法律现正遭到全世界的质疑
自探险家、科学家和军人环游世界并带回珍宝的年代开始，法国就建立了公共遗产“不可让与”（inalienability）的原则。这些珍宝现藏于法国的博物馆中，它们可能会永久地成为法国国家遗产的一部分。这一原则建立于1566年，当时，《穆林敕令》（the edict of Moulins）明确声明，这些皇室遗产是不可让与和不可变动的。200年以后的法国大革命中，公共领域仍然固守着这一原则。这也是探险家环游世界、寻找财富和知识的唯一依据的原则。
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国际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不平衡导致这一思维方式逐渐被推翻。从艺术品、人类遗骸直至考古学遗存领域都充斥着要求归还的声音。其中一些要求归还的物品非常特别，例如一块18世纪时法国军队从荷兰边境城市马斯特里赫特挖掘并带回法国的默兹蜥蜴（Mosasaurus）化石，以及一尊200年来用于保卫阿尔及尔港的12吨重、名为Baba Merzoug的大炮，其后的1834年，这尊大炮被运到布雷斯特，自那以后，它一直驻守着这座细雨笼罩的城市。
那些曾被法国击败的国家现在要求归还过去属于他们的珍宝和历史。摆脱殖民统治之后，他们学会了保护自己。法国国家图书馆前任馆长Jacqueline Sanson说：“在过去的20年间，我们看到他们的心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心态在2010年的韩国手稿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时任总统萨科齐将文献长期租借给韩国。国际司法合作研究中心负责人，也是该领域的专家Marie Cornu说道：“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地区都向我们提出了返还要求。”
即使是长期未受此问题困扰的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如今也成立了一个法律部门。该博物馆藏品部主任Michel Guiraud认为：“在过去的年代，有关野外标本采集的法规寥寥无几，人们可以探索并带回他们感兴趣的任何物件，科学界就是这样将物品据为己有的。而现在，博物馆每增加一件藏品都要经历严格的程序。”
考古学，正如一位博物馆研究员笑着说道，“可被称为‘毁灭的科学’，因为先有破坏，才会有发现。”而如今，考古学家也无法再拥有这样的自由。即使是植物学家也必须在进行调查之前获得许可。2010年，关于生物多样性获取和受益的《名古屋议定书》规定，每个国家拥有其领土范围内的生物资源。
第一份保护文化遗产的文件可以追溯到1954年，但是，真正的起点始于197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其中包括一系列不溯及既往的规定。大会着重强调：“每个国家都必须肩负起这一道义责任，即尊重自己及其他国家的文化。”另外，“作为文化机构，博物馆、美术馆和档案馆应当确保他们的藏品是依据公认的道德原则建立起来的。”
Tetaki救济事件说明了这一公约的重要性。2009年，埃及要求卢浮宫归还5块第18王朝贵族Tetaki墓中壁画的残片。为了绕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法国专家首先声明这些艺术品是在公约生效之前离开的埃及。然而，不久后，这些艺术品被发现涉及偷盗行为，法国有责任将其归还埃及。
接下来的重要节点是1995年，国际统一司法协会通过了《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该公约引入了“尽职调查”这一概念。Cornu解释道：“根据法国的法律，如果一个物件被盗或丢失，然后被第三方购买，物件的所有人试图收回，他们不一定能成功。在公约没有通过之前，购买者可以说，‘那么，请你证明我知晓这物件的真实来源’。现在，这种表达自己诚信的声明不再充分。依据公约，我们还要审视购买者是否‘尽职调查’，以避免购买到被盗或被掠夺的艺术品。这些线索包括交易的速度、后续的销售情况、价格、供应商的资质等等。”
但是，该公约为买家带来了一丝不安。Cornu说：“只有35个国家批准了这一公约。例如，法国虽然签署了公约，但并未批准通过。法国下议院通过了议案，但是却遭到了诸多相关者的抗议，因此，上议院尚未讨论这一方案。不过，即使没被批准，这一公约也影响到了实践，尤其影响到法院受理此类案件时的方法。”
法律上的进步为观念的变革开辟了新的道路，使人们对文物返还的关注在世纪之交达到顶峰。这与新出现的需求息息相关，即人民——而不仅仅是国家——捍卫自身身份和保护自己文化的权利的需求。2008年联合国宣言第11条即是对土著人民权利的声明，宣言中提到：“各国应通过有效的机制采取补救措施，可以与土著人民共同实施，其中包括返还那些没有经过他们自主、事先并知情同意的或违反其法律、传统和习俗的文化、知识、宗教和精神财产。”
然而，这一议题仍困难重重。因为土著居民团体并非国家。当毛利人要求归还他们祖先的头颅时，还得由新西兰政府为他们进行申请。
另外，因为法律争议已经从物件的状态转移到人权问题上。但是，这种对世界文化遗产新的认识、道德原则的倾斜和身份认同的追求与科学普及相抵触，需要博物馆重新思考收藏品“不可让与”的原则。
在这一转变中，与“人类遗骸”相关的返还问题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法国在2002年首次对此进行了回应，当时，法国将萨拉巴特曼的遗骸返还至其位于南非的故乡。巴特曼是被带到欧洲的最著名的两名非洲女性之一，她于1810年到达欧洲，然后以“霍屯督维纳斯”之名进行展示，吸引了大批观众。
2006年，鲁昂市博物馆即将重新对外开放，这座博物馆中收藏有一个毛利人的头颅。该市副市长Catherine Morin-Desailly以其涉及“野蛮非法交易人体器官”之名，认为应当归还这个头颅。她联系了新西兰驻法国大使Sarah Dennis和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前任主席Ariki Nuitumu Te Heuheu。该博物馆非常气恼，辩解说这个头颅是法国文化遗产中“不可让与”的一部分，况且，如果将其归还，将会创造一个先例，影响到其他法国收藏中的15个类似物件。
类似事件频繁出现，政策制定者为此制定了新的法律。2010年5月，解决“霍屯督维纳斯”以及毛利人遗骸引起的论争变得十分必要。2011年，经过博物馆工作人员长期的争论之后，毛利人头颅终于由艺术部门和Morin-Desailly返还给新西兰，这得到了许多国会议员的支持。一个由专家、政策制定者组成的国家委员会得以成立，其任务在于裁决文物返还。
但是，对于科学家而言，问题尚未解决。Guiraud说：“在政策层面，观念已经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藏品主管或馆长也持这种看法。问题在于确定合适的边界。什么是头骨（head）？具体来说这些是毛利人的头骨，但是，我们还有大量的颅骨（skull）。”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拥有大约1.8万个颅骨和3万块可组合的骨头。他解释道：“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验明这些头骨确实属于毛利人。他们曾经消灭了查塔姆群岛的原住民莫里奥里人（Moriori）。我们无法确定地说，这些不是他们的受害者的头骨。面对返还人类遗骸的再三要求，我们已经建立一条行为准则：如果可以确定这尊遗骸主人生前的身份，我们会考虑受理返还申请。根据《努美阿协定》提供的信息，领导了1878年叛乱的原住民族Kanak头领Atai的头骨于今年9月返还了新喀里多尼亚，因为它被辩明了身份。另外，对于无法确定身份的头骨，比如几起澳大利亚原住民案例，我们就不会归还。”
有时，政治背景会使情况变得错综复杂。“塞内加尔要求归还Casamance地区末任国王的遗骸，但是，Casamance人民却要求独立。我们不愿卷入其中。我们与政治保持距离，而专注于科学，另外，我们还要避免道德问题。”
Guiraud捍卫科学领域“不可让与”的原则。他说：“我们认为，所有的藏品都有益于增进知识，因此，它们必须仍旧易于被科学界使用，这才是我们的依据。五十多年前，人们会说，‘你已经用尽所有可能的方法测量了所有的骨头。’但这之后，我们发现了DNA，可以追踪基因库和同位素的运动，揭示死者的饮食和疾病状况。未来，一些新的工具将使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这些遗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