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专访大英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司美茵
该展览策展之人一霍吉淑
导读：1972年举办的“图坦卡蒙宝藏”展览是大英博物馆历史上吸引观众人数最多的展览，达到165万人次；排名第二的则是2007年大英举办的以中国为主题的大规模特展——“秦始皇兵马俑展览”，参观人数多达85万人次。时隔7年，大英博物馆即将于今年9月再次推出以中国为主题的大规模特殊展览：“明：盛世皇朝50年”展览。该展览将通过一系列精美绝伦的物品，包括瓷器、黄金、珠宝、家具、绘画、雕塑以及纺织品，展现中国历史上的黄金盛世。为何选择这一主题？策展人和博物馆希望观众通过该展览产生哪些新的认识？明星展品有哪些？筹备展览期间又有哪些挑战和收获？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独家专访大英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司美茵(Jan Stuart)女士、该展览两位策展人之一霍吉淑 (Jessica Harrison-Hall)女士，探寻展览背后的故事。
15世纪前50年 代表明朝艺术最高水准
记者：关于举办“明：盛世皇朝50年”展览的想法从何而来？
霍吉淑：我和本次展览的另一位策展人——牛津大学艺术史系的柯律格(Craig Clunas)教授都希望举办一场关于中国明朝的精彩展览，但是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引人入胜的视角来呈现这个展览。因此，我们从中国历史中选择了1400至1450年自永乐皇帝夺位直到正统皇帝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这一阶段的历史。该展览就是围绕来自这一时期的珍贵文物来建构的。我们希望关注中国历史的这一阶段，并且是深入式的。以往多数关于中国的展览或是关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或是关注整个朝代，我们希望可以做些不同的尝试。
记者：从大英博物馆的管理和运行的角度讲，本次展览是如何从一个“观点”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展览的？
司美茵：一切展览，即使是小型展，我们都会通过不同方式、由不同人验证策展主题。策展人首先向所工作的部门提出策展的初始想法，然后进入阶段性初审，由部门中了解中国、了解亚洲、有策展经验的同事对策展思路做出反馈。根据这些反馈，策展人进一步向博物馆总监以及展览审核委员会提出较为明确的策展建议。在这个过程中，要考虑展览的优势及可操作性，如公众对此展览主题的兴趣有多大、申请资金赞助的可能性。所以会有很多人参与验证策展建议的过程。策展建议一旦通过，就要同时展开几项工作，包括联系资金赞助(在确认有足够资金支持前，是不能向公众宣布展览信息的)。所以有一个阶段是在假设的前提下工作，即假定策展建议被通过，着手开始一些相关研究，以加强说明策展建议的可行性，同时努力寻求资金支持并确保到位。这样才能走到决策的一步，确认正式启动、开始所有相关研究、邀请布展设计师、建立专业团队来组织展览中的文字内容，等等。这样一个展览就算完成了从一个“观点”到一个展览的过渡。
记者：明朝统治中国276年，为什么选择从1400年到1450年作为展览的内容呢？
霍吉淑：明朝的历史非常久远，每个阶段都各不相同。洪武皇帝1368年建立明朝，但1403年至1449年这一阶段往往被视为明朝的‘重建’；有些人甚至将1521年以后的嘉靖皇帝统治时期视为明朝的第三次建立。有些代表明朝最高艺术水准的作品就出自明朝早期的这50年(1400年-1450年)。除此之外，这段时期在历史上也有重要意义，比如从南京迁都北京、郑和下西洋等。通过最新的考古工作，即包括陆地考古和海洋考古，我们得以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有更为详尽的了解。我们希望探索关于这一时期更多的真相和传说，以及其对于当今中国的意义和关联。
记者：已经发现的真相和传说有哪些呢？
霍吉淑：要想知道全部的新发现，恐怕还是要亲自到展览上去看。但这些新的研究发现使得我们可以更新部分文物的年代，甚至包括大英博物馆自己的收藏。此外，令人兴奋的是，我们还会展出从未向远东以外的观众公开展示过的重要文物。
避免“欧洲中心化”的视角 向世界介绍这段陌生的历史
记者：作为展览的策展人，您最希望观众从这个展览中获得什么？
霍吉淑：我希望他们明白，像中国这样一个面积堪比一个大洲的国家，在15世纪初是由一个家族通过宫廷网络所统治的。我希望他们不仅仅看到皇室，还要看到一系列的地区藩王。洪武皇帝把他的儿子们封藩至各重要流域和军事重地，他们建立了明初多处藩王宫廷。新的考古工作和研究，让我们对藩王有了更多的了解。此展览将会重点介绍山东、四川、湖北，也就是中国东部、西南部和中部三个地区明代藩王墓出土的考古文物。另外，我希望观众了解郑和，虽然他对中国人来说很熟悉，但很多西方观众并不知道，郑和船队出发的时间远远早于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船队。我希望他们看完展览后可以真正了解多元文化的中国。中国内部的自身互动，中国派出的使者与外国的互动，以及外来使者与中国的互动，使得这一时期的历史趣味无穷。因此，国际交往与互动是本次展览关注的一个重点。
记者：从展览的设计上和策展理念上，你如何实现这个目的呢？
霍吉淑：展览被划分为5个部分。我们首先在展览开始的部分介绍这个时期的背景，接下来的部分包括：宫廷生活、军事文化、文人艺术、信仰和外交贸易。观众从宫廷生活开始参观，按照由内向外的顺序，陆续参观到郑和船队航海的广阔海域。通过我们从世界各地借来的展品，以及我们设计的展览知识架构，可以展现这段“新”的历史，并把它生动地呈现在世界观众面前。多数中国以外的观众对这一时期的历史非常陌生，而且多数对明朝历史的研究和关注都集中于16世纪初期葡萄牙人抵达中国以后的这段历史。而1400年至1450年的这段历史相对较早，而且对整个明朝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说，该展览在尝试避免使用“欧洲中心化”的视角来呈现中国明朝的历史呢？
霍吉淑：是的。此次展览的目标之一是挑战过去过分强调的有关16世纪后西风东渐的中西交流史，把目光转移向亚洲各地之间长久以来复杂密切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中国社会文化曾经产生的影响。比如，观众除了可以看到精美绝伦的展品，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意识到郑和下西洋这个意义非凡的航海远早于哥伦布在1492年的首航美洲。对于后者的研究有很多，但是我想我们是为数不多的通过这个视角来研究明朝早期历史的。
研究历时4年选中280件展品 向10家中国博物馆借展
记者：策划和筹办该展览共经历了多长时间？多少人员与机构参与其中？
霍吉淑：我和另一位策展人牛津大学艺术史系的柯律格(Craig Clunas)教授一起工作了近4年时间。我们的研究也获得了来自英国政府最高级别的研究委员会基金的赞助——艺术与人文学科研究委员会 (Arts &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因此，我们可以和美国明代学者专家一起撰写了一本关于本次展览的专著。此次展览还会安排丰富的公众节目，并于今年10月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探讨中国1400-1450间的历史、文化和艺术，题目包括音乐、饮食、服装、中韩/中朝关系、中日关系、中越关系、中国与伊朗关系等不同领域。通过跨领域跨文化的知识协作，我们希望这次展览可以有所不同，富有价值。
本次展览我们与10家中国机构和21处中国以外的收藏机构合作。我们在备展过程中与中国国家文物局直属的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紧密合作，对方帮助我们协调与中国各个博物馆的合作。但我们首先要与每个博物馆交流，确认他们是否愿意参与到本次展览中。国际方面，我们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韩国等地的博物馆合作借展品。
记者：本次展览的展品数量有多少？是从多少件候选展品中挑选出来的？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霍吉淑：我们共有280件展品，展览规模非常大。2/3的展品来自31家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而另1/3的展品则来自大英博物馆。我们对展品的选择非常严格，入选展品既要在视觉上引人关注，又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最终呈现的280件展品都经历了层层选拔。我和柯律格(Craig Clunas)教授负责把关，但我们也与借展的博物馆密切合作。比如， 2013年11月我在中国与当地的专业人士一起挑选展品，了解不同文物的价值和意义，不断缩小最终展品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