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兼副院长
徐冰做事下工夫、认真，甚至有些完美主义的苛求。看上去“已经差不多”的事情，徐冰一定要亲自检验，再要求重来。他有古板知识分子式的固执，这让“桃花源”的工作伙伴们无奈，但又佩服。
他对自己这一点很清楚，自己要做的事情，就不会让它“稀里糊涂地办下去”。他通常选择自己能力范围以内的事情，并且一旦决定要做，就兢兢业业，直到完成。对自己要做的事情，一般来说，他也有足够的信心。
徐冰回忆担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决定，他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有“累不死”的特点，按照当时对自己的判断，“应该能胜任这个工作。”2008年1月，他接受教育部任命，正式回国“任教”。
“累不死”是徐冰1980年代的外号，那时候他刚毕业留校任教。那是一个冰雪融化的时代，是属于文艺和知识界的狂欢时刻。身边的同事、朋友们到处聚会、参加诗会和沙龙、疯狂地喝酒、聊天。徐冰也参加，但更多的时候，他都在中央美院的宿舍楼里伏案刻字。徐冰常常熬到凌晨，然后胡乱刷牙睡去。
日后让他蜚声国际艺术界的《天书》就是这样刻出来的。徐冰打乱中国文字原有的偏旁部首，让每个新造的字看上去都煞有介事，但却没有承载任何意义。这些文字看上去严肃但又搞怪，没有人能认出它们。1988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们认认真真地研究了半天，“一个字都没认出来”。徐冰很乐于提起这一点，一直严肃的表情终于笑起来。
两年后，徐冰接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邀请，作为荣誉艺术家移居美国。他住在拍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那间著名的地下室里，依然被称为纽约华人艺术圈里“最勤奋的艺术家”。
徐冰以自由艺术家的身份在美国生活了18年。期间他创作了《新英文书法》《鬼打墙》《地书》等，在各大美术馆里展出，作品被永久收藏。徐冰成为西方世界最有名气的华人当代艺术家之一。
现在，他用冷静而中立的语气回忆起在美国做艺术家的日子，回避对自己五年前选择回国到底是正确或者错误的结论性判断。尽管几年来他被行政事务缠身，“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时间做艺术和思考”。
“在美国就是很自由，独立，没什么事干扰你。”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住在纽约，最大的痛苦，“就是怎么样做好你的艺术，(怎样)绞尽脑汁再往里走走。”而“现在要的事情就太多了”。现在，徐冰这样比较自己回国后与在国外的状态。徐冰有些无奈，“现在每天醒来就是一堆事儿，你只好一件接一件去赶。”他摇摇头，叹道。作为美院的副院长，他要处理的行政工作太多，几乎没有办法做规划。
作为一名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徐冰身在国外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做展览基本不用担心钱的问题。成熟的美术馆或者博物馆，会为邀请举办展览的艺术家提供经费。徐冰要做的事情，只是在相对宽裕的资金条件下，如何把艺术做得更好，更让自己和对方满意。
资本是徐冰回到中国很快就遇到的现实问题。回国后，他受某集团之邀创作《凤凰》，原本以为四个月就能搞定，但因为金融危机，计划延长至两年。展出的地点原本是在北京CBD区域的大楼里，也因为对方计划的变化而改变，这对徐冰来说是很可惜的事情。他特别看重作品和环境的关系。《凤凰》发布前的媒体会上，徐冰用他惯有的平淡、显得有些啰嗦的语调，向媒体讲述这件作品创作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资本的力量”。
而这次在伦敦V&A博物馆开幕的新展，徐冰终于不用为经费发愁。10月初的北京发布会上，他用“万恶的资本主义”形容博物馆关于展览细节一些固有的约束。“但他有他的好处，你只要做你的艺术，不要管别的，”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