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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韦特说：“除了许多古董确实有详细的出处纪录以外，许多合法获得的古董，因为家族搬迁和藏品几经易手、人过境迁导致详细记录丢失，所以确实没有纸质的记录。”
“还有可能，在漫长的岁月里，为了逃避缴纳资本收益税、避免在离婚时被作为共同财产、避免家族中其他成员知道你正在卖掉它、或避免公众注意自己离岸注册的企业，许多所有者在出售藏品时故意不留下任何纸质证明。”
“尽管我只购买有明确出处纪录的文物，但显然这些年来交易的古董中，有成千上万的古董没有这种凭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都是劫掠所得。”
金也同意，来源不详并不意味着一定是赃物。“问题是，许多交易商会捏造出处，”金说，“比如，他们会说，‘英国藏品，1950年’，说得非常含糊，也很难证实。而换个角度来看，也可能真的只是原主人想卖掉祖传的古董，又不想让人知道。”
不过，即便是莱韦特这样的收藏者也承认：“虽然我从未在知情情况下购买贾科莫 梅迪奇(Giacomo Medici)这样的（因销售盗掘文物而获罪）古董商经手过的文物，但在我刚开始收藏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完全凭运气了，因为我最近才开始阅读有关他们的事迹。”
“我7年前才开始收藏古董，那时候，交易商或许已经开始抵制劫掠文物了。而近3年以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购买文物是为了展览给公众看，所有肯定不会有人冒险卖给我来路不正的文物。”
2004年，意大利古董商梅迪奇因售卖许多偷盗的文物而被判处10年监禁。在发生许多诸如此类的案子之后，许多藏馆的歉疚情绪加重，因而愿意归还一些藏品。比如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就计划归还馆藏的涡形花样双耳喷口杯，这件文物的照片此前在警方的一次突击搜查活动中被发现，搜查地点正是梅迪奇位于日内瓦自由港(Freeport)的画廊。
然而，归还行为并不总是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会引起足够的善意。土耳其政府正寻求向哥本哈根私立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戴维德藏品馆(David Collection)索还几件文物，该藏馆的总裁谢尔 冯 弗尔施(Kjeld von Folsach)对此表示沮丧，称这是在利用该馆的善意。
“几年前，我们买了一些土耳其塞尔柱王朝时期（11至14世纪）的木板画，我们认为这些木板画来源于土耳其或叙利亚北部，但无法确定具体的位置。”冯尔施说，“一年后，土耳其当局通知我们，这些是土耳其贝伊谢希尔(Beysehir)某清真寺失窃之物，于是我们马上归还了，归还之前没有进行任何展览。”
“之后，土耳其当局忽然将索还的文物数量从3件提高到8件。我感到非常失望——我们似乎吊起了这些人的胃口，令他们以为没有什么要不来。”
不过，弗尔施表示，目前的舆论压力要求收藏界归还来路可疑的文物，这在收藏界中已经引起了一种风气上的转变。
“刚入行的时候，我们这种藏馆大多自认为是守护者——守护全世界无论何处发现的文化遗产。”弗尔施说，“如果某件文物来自一些不太平的地区，比如打仗的地区，我们当然会拒绝购买，但有时候我们确实会购买一些没有明确来源凭证的文物。而如今，这样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不过，莱韦特指出，近来对于古董来源更加严格的态度或许会让一些交易告吹，但也令来源有保障的古董市场变得更加活跃。
“实际上，过去几年里，来源凭证完善的古董价格上涨了不少，而缺少凭证的古董价格则几乎未变。”莱韦特说，“古董市场已经形成两级价格体系，来源凭证完善的古董，价格上涨的空间无限。”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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