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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经因创下弗洛伊德和培根的拍卖纪录而扬名，为何还要离开佳士得和拍卖界？你都已经处在自己事业的巅峰了。
那是一场梦幻旅程。我研究生毕业后就去了佳士得，从实习、研究、在库房中度日，到在欧洲执掌那个部门。但对我而言，在学习并有新的事情可做是很重要的，而在佳士得，我已经走到没有什么新事情可做的地步了，除非我想执掌整个拍卖行。当你开始重复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迎接新挑战的时候了。这就是我的情况，也正逢市场低迷，对内部销售也愈发强调。拍卖行就是拍卖行，在拍卖上可谓精通，而做起内部销售来并不那么在行，所以我觉得是走的时候了，或许应该接受高古轩有段时间一直引诱我的那个机会。而如果没有在高古轩的那两年，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在21世纪的头几年，画廊都从伦敦市中心迁到东区，而如今又回到传统的艺术枢纽梅菲尔区，令其再度崛起。你觉得“梅菲尔复兴”是否与市场低迷、藏家们不愿跑远路有关？
某种程度上说，画廊最重要的是吸引艺术家，你可以通过拥有大的空间来实现这件事。当拉里·高古轩10年前在不列颠街（Britannia Street）开画廊时，是想能对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说：“看这个空间，用它做点儿什么吧。”这比你的顶级客户是否愿意坐一个半小时的车来看展览更重要。
你怎样定位与梅菲尔区那些“强邻”如豪瑟&沃斯画廊（Hauser & Wirth）和莎蒂·科尔斯（Sadie Coles）画廊之间的关系？
你刚才问我为何不代理在世的艺术家，我的答案是已经有很棒的画廊在这样做了。我想为这个“方程式”添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而不是傻乎乎地为了夺走“邻家”的艺术家而在这里开画廊。我希望能为他们、为这个区域增添一些东西，正如他们也在为我增添东西一样。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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