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冬天，位于德国科隆的Lempertz拍卖行以290万欧元的价格拍出了一幅名为《红马》(Red picture with horses)的画作，买主是一家位于马耳他的公司。虽然这幅作品号称出自德国著名表现主义画家坎本东克之手，但是因为其高昂的价格，还是让马耳他人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们转向一家位于瑞士的画廊听取意见，结果却惊讶地发现，在拍卖之前这幅画从未进行过真伪鉴定。
从这幅《红马》开始，一起震惊全球艺术界的连续制假行为浮出水面。事件背后的主角是一个名叫沃尔夫冈·贝特莱希(Wolfgang Beltracchi)的德国人，据目前的估计，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他的手中诞生了35幅伪作，涉及金额高达1500万欧元。上当受骗者除了无辜的买主、艺术商之外，还包括像佳士得这样的知名拍卖行甚至被仿制者的亲属。除去沃尔夫冈本身制赝手法高超之外，精心捏造的谎言和巧妙的操作手法，也令这场艺术品制假行为显现出诸多鲜见的特征。
制假 精细分析选目标
对文物制假者来说，现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最难以模仿，因为这类艺术家的作品数目明确，容易查证;而古典艺术家的作品又常常是赝品泛滥的重灾区，即便能够在技术上仿制得天衣无缝，但让小心翼翼的鉴赏家和买家信服却依然是件困难的事情。可是通过细致的研究，沃尔夫冈自信找到了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空白——他瞄准了一批德国表现主义画家，这些画家生活年代不远不近，多在一个多世纪之前;他们的声名远不及毕加索、凡·高那般显赫，却也颇得市场青睐，拍卖价位时常达到百万欧元。在制赝对象选择这个第一步骤上，沃尔夫冈便展现了自己的风格——贪婪，但始终谨慎。
虽然沃尔夫冈找到的“空白”不是那么的引人注目，但德国表现主义画家作为一个曾经活跃的艺术群体，依然吸引了一部分专家进行细致研究。这些画家的作品名录清晰，流传有序，并且因为照相术的发明，其中许多即便已经遗失，却也有影像证据。面对这样的困难，沃尔夫冈采取的办法依然是“钻空子”——他从历史深处翻出了一位叫做阿尔弗雷德·弗雷希特海姆(Alfred Flechtheim)的犹太人，阿尔弗雷德是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最著名的艺术商人之一，活跃在一战之后到二战之前这段短短的时期内。1933年纳粹上台后阿尔弗雷德离开德国，并于1937年死于伦敦。这位犹太商人的经历十分符合沃尔夫冈的心意：既有辉煌的收藏声名，却又流离于乱世，诸多细节蒙上了历史的尘埃。
通过将阿尔弗雷德的艺术藏品名录与相关艺术家的作品名录两相比较，沃尔夫冈最终确认了自己想要制假的对象——那些曾被收藏，已经遗失，并且没有影像记录的画作。
售假 精致工艺开绿灯
沃尔夫冈的欺骗之路来到了最后的关头——让鉴赏家和拍卖行相信。对于所有的制赝者来说，最大的困难是说清自己手中“产品”的来源。在这个问题上，沃尔夫冈再一次展现了自己的细致——捏造完整的家族谎言。
“家族”并非沃尔夫冈自己的家族，而是来自于其妻海伦娜。海伦娜的祖父维尔纳·耶格尔斯(Werner Jaegers)是科隆当地的知名商人。在向拍卖行推销“产品”的时候，沃尔夫冈和海伦娜会声称这些都是继承自维尔纳的遗产，而维尔纳获得这些画作的“来源”便是前文所述的犹太商人阿尔弗雷德。
尽管后来据德国警方调查，根本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维尔纳对艺术感兴趣。更加讽刺的是，维尔纳曾经是纳粹党党徒，而犹太人阿尔弗雷德早在1933年就逃离了德国。
虽然只要进行稍微细致一些的了解，便可以免于上当。但是众多艺术商和拍卖行却依然中招。一方面，是因为当今拍卖行业竞争的激烈，从未在市场上出现的艺术品常常能够引起轰动，却数量稀少，一般艺术行都不愿错失机会。另外，沃尔夫冈在操作手法上又极尽狡猾：Lempertz拍卖行起初拒绝过他的一幅赝品，但是沃尔夫冈后来将真迹与伪作掺在一块送拍，以混淆视听。不仅仅是Lempertz，连全球最大拍卖行佳士得也曾走眼——1995年10月，一幅名为“少女与天鹅”的伪作由佳士得拍出，成交价格达到67，500英镑。
然而除去以上因素，让沃尔夫冈最终能够大获成功的，却是他本人的才华。相较于其他致力于“作旧”工作的制假者，他的赝品并没有太多的“科技含量”，而是凭借绘画上的天才弥补一切。《红马》被拍出后，心存疑虑的马耳他买主接受瑞士画廊的建议找到Lempertz拍卖行，Lempertz的答复是经坎本东克的儿子口头确认，此画确为其父作品。后来通过仪器鉴定，发现此画中存在一种100多年前并不被使用的颜料，这才让一场长达十余年的连续艺术品制假案浮出水面。
目前,有关此案的调查仍在进行之中。因为造成的重大损失，沃尔夫冈难逃法律的裁决。但是对于他的才华，即便是受害者也不吝赞美。甚至因为大量拍出他的伪作而声名受损的Lempertz拍卖行也不得不如是感慨：“这些骗子可真是聪明又可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