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弗兰克·盖里本人不会出席在北京三里屯Village举办的建筑作品展。 一是因为他太大牌了，许多城市的地标就是他的设计，包括普利兹克建筑奖在内的建筑领域大奖他基本上拿遍了；二是因为年纪太大——从南加州折腾到北京，对80多岁的老人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
盖里围着大红色的围巾，不高，看上去只有70岁，却仍然不喜欢人们用他的年纪为前提提问，在采访前拿麦克风唱两句试音，指着手机屏幕上的辛普森（美国著名动画人物）对我们说：“这是我。”——不要以为他在开玩笑，他的确参与了动画片《辛普森》的拍摄。四周都是手稿和模型，不远处放着他设计的瓦楞纸家具——1986年生产的沙发到现在也不过时，和Tiffany合作的珠宝让老人家混了一把时尚界。在许多实例中，盖里将形式脱离于功能，所建立的不是一种整体的建筑结构，而是一种成功的想法和抽象的城市机构。他似乎是建筑界的毕加索。
这次展出了弗兰克·盖里重要作品的手稿和设计模型，是国内难得一见的，但他显然不是完全为了展览而来。他来北京是告诉所有人，弗兰克·盖里在中国有了第一个项目。
在奥运筹备时，北京与西方建筑师正度过愉快的蜜月期，来往频繁，火花不断。弗兰克·盖里并没有出现在那份名单里。我问他为什么时，他耸耸肩说，“没有人打电话给我。”听出来一点自嘲。等到2012年，太古地产请他在香港山顶司徒拔道设计的高端住宅就会完工，那是他在亚洲的第一个住宅项目。
直觉引导一切
大多数人对弗兰克·盖里有印象，是因为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它是“建筑拯救城市”的最佳案例。
小城毕尔巴鄂，如果不是有一支球队，人们会忘了这个名字，它平淡无奇，挑不出一点特色来。当时的市政府想把旅游业作为发展的重点，智囊团的结论是：造一座现代艺术博物馆，希望来欧洲探访现代文明的游人们能“顺道”来一趟。当时的纽约古根海姆艺术基金会正要向欧洲扩张，合作很快谈成。加上有先锋性、前瞻性的弗兰克·盖里，这个奇迹几乎不可复制。
这座不规则的钛金属建筑，为毕尔巴鄂带来的旅游业收益是之前的5倍多，建造它的成本在两年内就全部收回，比办一场世博会省钱，效果却不差多少。此后，它成了西班牙和艺术博物馆的关键词，更是弗兰克·盖里和建筑界的关键词。1997年对外开放后，盖里从建筑界走向大众视野，他在建筑界的地位再一次被自己颠覆了。
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他的手稿就像一团缠在一起的毛线——这一点倒是可以在这次的展览上得到证明，那的确很难辨认。如果不是有他的签名，普通人几乎看不出那是一份建筑手稿。
这些“乱糟糟的毛线”，仍然有人乐此不疲地掏钱建造它们，从布拉格的荷兰国民人寿保险大厦、到洛杉矶的沃尔特·迪士尼音乐厅，它们看起来太不相同，唯一的共性是都具有流动的韵律感，与周围的建筑相比非常惹眼，很难不成为当地的地标；材料也不相同，从石灰岩、不锈钢到玻璃、木头、混凝土，他尝试了许多种搭配。
对这种变化无常的状态，有人认为他太过功利，总是在外观上博眼球，尖锐的批评从来没有停止过。盖里的解释是：“建筑设计应当抱有与科学研究相同的态度，即破旧立新，而不是对固有观念的重复。”对于商业项目，虽然建筑师受雇于人，但他仍然说：“只要你让我做，我会将我的直觉进行到底。”
盖里正在做的是阿布扎比古根海姆博物馆和巴黎的路易·威登创意基金会，没有人能猜测这两座建筑的外形如何。盖里最神奇之处，就在于你无法准确定义他的个人风格，但那些建筑就像印上了“盖里设计”的戳一样，你能从城市的楼群中一眼认出它来，这大概是建筑师的直觉与受众直觉的相撞吧。
经济危机下也“丢单”
大牌建筑师也会“丢掉”本来谈好的项目——当经济危机来临时。
我能感受到他不太愿意谈起2008年在洛杉矶和纽约的两个大项目，他被终止了设计工作，“因为财政上的一些问题，他们不得不推迟这个项目。”盖里的工作室也大量裁员，2008年的雇员是2006年时的一半。
尽管他不承认这是他建筑生涯的小低谷，但之后他接下了中东和香港的项目，此前盖里似乎没有向这边发展的意思，他工作的重心一直在美国和欧洲。经济危机将盖里带到了新的地界，“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平衡。”
有人帮他算了一笔账：接下香港这单，他的设计费不会低于280万美元。而司徒拔道53号项目不过是一间独栋住宅，一层一户，从图纸的难度看远不及大型的公共空间和博物馆。阿布扎比的项目他原先也想拒绝，理由是年纪太大，很难再去深入了解遥远陌生的中东文化，但后来他也接受了。
经济危机之后，坏的影响仍然在建筑师身边没有走远。许多项目不再给建筑师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创造艺术，而只用紧张的预算完成项目。这个时候，新极简主义在业内被倡导，一些人因此拿到了更多的项目。
盖里显然不是走极简路线的。这并不表示他从一开始就讨厌极简主义，“早期的时候，极简主义是用来抵制战后宣传攻势的，那时候是贾德（美国极简主义雕塑家）和保罗·安德鲁（法国建筑师，国家大剧院设计者）在做，我很喜欢他们的作品。但是最近，一些人以这种风格来逃避经济的衰退带来的困境，预算意识被重塑后，极简主义是一种妥协，而不是风格。”
他一直要面对预算问题。很多人一看到他的建筑，第一反应就是：很贵。“事实上，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和迪士尼音乐厅的造价都不高，比你们预想的要低得多。”盖里说得很真诚，可谁相信呢？
老人家会有办法的，否则他不会一直有新的建筑拔地而起，而且这办法很新潮，并在业内领先。
向科技靠拢
在说明科技是如何帮助盖里之前，我们先来了解盖里的工作流程，和他最痛恨的一刻。据他所说，“这一刻”也是他的同行们最痛恨的。
建筑师们接到一个项目，开始见客户，充分交流，查看场地，做方案。在这个阶段，就像是“恋爱初期”，“我们和客户互相欣赏，彼此支持，大部分的情绪都是积极的。”盖里说。接着预算表和时间表出炉，然后当方案彻底完成时，人们都发现了唯一的大问题：超支。
“在这个时刻，承建商会站出来说，‘没问题，我们做几处修改就可以减少预算。’客户会非常困惑，他们通常有一种上当的感觉，他们会认为：‘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就做这样的方案呢？’于是，我们失去了客户的支持。”盖里描述着他最痛恨的“一刻”，补充道“80%的情形都是这样的”。
盖里对抗“那一刻”的办法，是在设计过程就控制成本，帮助他的是CATIA，这是一套解决方案，可以管理一个产品从立项、设计到完工的全部工业流程。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软件，在盖里的事务所使用它时，大多数同业者还没认识它。1992年，在设计巴塞罗那奥运村的鱼形雕塑时，盖里工作室把二维图纸发给了合作方意大利Per－masteelisa公司，对方表示支架的曲线让人头疼，盖里工作室就把CATIA的三维图形发了过去，对方为了看这个图，去买了一套CATIA系统装上，“所有的框架一下子清晰无比，他们说，Perfect。”
“它帮助我管理了整个设计过程，我们做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时，对钢结构也用了CATIA软件分析，把分析结果告诉了承建方，并对他们进行了培训，到最后投标时，他们做的预算比之前的预计要低18%，意思是他们通过CATIA设计的三维图，看懂了我们每一面墙的设计，意识到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就可以完成，这是二维图无法表达的。”除此之外，节省能源和减少建筑垃圾，也是全程电脑控制的优势。
这一次为太古做的项目，盖里用科技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我把这栋住宅想象成了一个个客厅、卧室、厨房、洗手间的叠加，用露台把它们绑在一起，它们是一些柱体房间，从平面图上看是一朵花，玻璃的外墙让这个房间像一个全景的眼镜，它比一般的眼镜视野要好多了，香港的生机都来自于这一片山、海和港湾，这个项目能有荣幸在这么好的位置，那么住在里面的人也有理由拥有这些风景。”
“凡事不会完美。许多人因为电脑的快速和简便而轻易地相信它，它可以让那些图颠来倒去，很容易就把脑子里的想象做出一个花哨的图形，那不是建筑师应该做的。电脑是缺乏人性的，建筑师要弥补这一点，认真地检查所有电脑完成的环节，许多人放弃了核查，这大概是电脑做建筑设计最大的弊端。”
盖里是电脑盲，尽管工作中使用CATIA已经快20年了，他仍然不会启动电脑。而82岁的他，却还在努力向科技靠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