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馆意识四谈

文/王璜生

在美术馆行业滚打了这么多年，无论客观的现实还是现实的可能性如何，也无论如何心存高远或心灰意懒，总觉得做事最关键的是要从实际出发。因此，我常想到与美术馆建设相关的四方面“意识”。

美术馆的自主意识

中国的美术馆存在着很多先天不足和社会基础薄弱的问题，尤其在一个被称为“信息时代”的当下，美术馆既被时代推着走，也在时代中扮演它独特的角色。

美术馆普遍地存在自主意识不足的问题。大的问题如下：没有学术方向和定位；没有展览品牌；没有学术品格、路径和立场；没有公众形象等等。小的问题可概括为：没有主动接受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没有转化资源的能力；没有基本的外部形象等。

美术馆必须有自主意识，它既不能以定势思维来过滤或简单化地处理纷繁的信息，又要有独立立场，提出问题，构造新的信息资源，揭示问题，共构意义。美术馆应该有目的、系统地构造自己的信息资源，生成自己的信息话语系统，产生影响力。这样，美术馆就不会被动地或简单地处理展览及学术活动，找到符合自身学术形象的选择，体现美术馆的自主性。

美术馆作为一个不断使用图像、制造图像的机构，应该用图像来组织表达话语系统，让图像自身独立思考和说话。图像因之产生的力量和思考的指向，将构成与社会互动的意义，建立学术自主性，使得美术馆对当代文化作出自己的表达。

美术馆的史学意识

国内外美术馆的基本功能大致一样，都是围绕收藏、研究、展览陈列、教育服务等基本功能开展工作。同时，每个美术馆都有学术定位和形象定位，以此作为工作目标并建立形象和风格。这是大的框架。如何去做，以何种态度、何种方式来运作，实现其目标定位，更为重要。我认为，实现的关键是具有“史学意识”。

美术馆应有时间和认知的距离感，退开一步，静观历史。因为，美术馆具有博物馆性质，有责任对沉淀下来的文化进行清理、收藏、研究，重构它当下的意义，使其成为当代史的一部分。这种“史学意识”体现在以当代史的眼光来认知和重构历史，即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史学意识”体现在主动参与当代历史的建构，推动当代史的发展。“静观”“距离感”并不意味着退缩、回避，梳理历史是为了从历史中获得一份现实的借鉴，从而产生参与和推动当代史的热情与责任感。“史学意识”要求对待历史（包括当代史）必须具有“学”（学术、学理、学科）的含量和目标，从理论的高度来描述历史，并将一些历史经验总结、分析，提升到理论的层面。不是简单地、平面地描述历史，而应该是阐释历史。

配套的研究与编辑出版工作相当重要，可为相应的专题研究积累历史资料及档案文献。在一些工作细节上，如编辑、设计、文字及插图、图书开本等等，都应以“史”的意识作为指导进行具体实施。当然，美术馆工作只有“史学意识”是不够的，当代美术馆最终价值体现在“社会教育”功能上，“史学意识”所体现的价值应被落实到公民对文化的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上。

美术馆收藏的文化关怀意识

美术馆的收藏可以说是美术馆最主要的“硬件”。在美术馆的收藏方面，我觉得应具有强烈的文化关怀意识。

美术馆更倾向于认同具有文化史意义的艺术品或艺术文本，也就是说，收藏和研究的不应只是一个孤立的艺术精品，而是一组与历史文化相关，与“事件”“活动”“生存状态”等有上下文关系的艺术文本。当然，艺术精品具有文化文本的意义，它可能是文本浓缩的精华，但是，对于美术馆来说，只考虑艺术精品是不完整的，甚至可以说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文化和历史是一个整体，文化的意义产生于历史。

美术馆的收藏只满足于艺术史各环节的衔接和视觉的欣赏性是不够的，收藏除了文化的整体性之外，需要有强烈的文化关怀和文化意识。收藏是以文化的责任收藏历史。

藏品是静态的，而对藏品的解读和使用却是动态的。一方面是挖掘藏品自身的内涵，一方面延伸和重构藏品在文化场景中的意义。以文化关怀的态度来对待藏品，使深藏于美术馆的藏品回到社会，回到历史。

美术馆的公众意识

近年，美术馆从重视“物”逐渐向关注“人”转向，从收藏、研究“物”到关怀、服务“人”转向。新型的美术馆，越来越多地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和美术馆、人和艺术品之间的关系甚至在美术馆的空间中人与人的交流等等问题。这可以说是一个关于“文化民主化”的问题，它包括公共文化机构的职责职能、纳税人的权益、社会的民主程度等等，更关系到一个进步而开放的社会对待文化的态度和观念。如何具有“公众意识”，如何了解公众的想法，如何运用相应的方式和手段为公众服务等问题，就构成了美术馆公共政策即公共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方向。

美术馆公共政策的基础来自于公众意识，同时要借鉴理论知识、实际研究经验，它的直接目的是提高公众的修养，将公众与美术馆及陈列艺术品的关系调整到最佳状态。法国作家马尔罗说“让更多的人接近艺术作品和精神产品”，我补充为“让更多的人以最佳的状态接近艺术作品”。这就是美术馆公共政策的实践和体现。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