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邀请到正在中国美术馆参加鸥洋与何建成画展的杨之光教授来编辑部做客。杨先生和我们畅谈了他退休后在美国的十年生活和回国后在广东办学的抱负。老艺术家那颗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对青少年教育的忧患意识以及对真正的艺术审美的不懈追求让我们为之动容。在感动之余，我们将杨先生的谈话录音整理成文字，以飨读者。
我是1990年退休，那时刚60岁。60岁对艺术家来说正是盛期，我当时工作的劲头还很大，正担任广州美术学院的副院长一职，还带研究生。我自己觉得还可以发挥作用，还可以给我一些时间将我的一些东西再传一传。但是没有办法，是所谓的“一刀切”，不退不行。
退休以后，正好美国有一个“格里菲斯”艺术中心请我去做研究工作，借这个机会我就过去了。他们将我作为一个特殊人才，很快就给我办了绿卡。我女儿女婿当时已经在美国了，我家人也很快过去了。在洛杉矶一住就是十年。我在那里的房子很好，花园也很大、很漂亮，还有游泳池。洛杉矶的空气也很好，生活没问题，画画也很安心，退休前有很多行政工作让我不能安心画画。他们对我也很信任，很支持我，什么活动都让我牵头，甚至称我为加州的“州宝”，对我很尊重。所以如果在美国安居乐业也可以，但是有一个方面我总觉得不如在国内，那就是在国内朋友来往多、知心朋友多，在艺术交流上共同语言多，这个对艺术家来讲很重要。在那边也有很多中国的朋友，包括台湾的画家，但是大的环境还是比不上国内。
我女儿去美国后长期从事青少年的美术教育，我很支持她，她在那儿做得很有成绩。她出国之前就在师范系做老师，在儿童教育方面有一些基础。1950年我刚进中央美术学院念书的时候，学校就派我去青少年宫，于是就有了一个情结，有了一个志愿，就是做老师，包括做中小学老师。所以在美国就和女儿有了一个共同的沟通。另外，在美国十年有一个感触，觉得那里的孩子比国内的孩子自觉性更强一些。有一些小例子，比如在马路上即使没有车，行人对于红绿灯的指挥也绝对服从，不会因为没有人指挥就可以闯过去，国内的孩子不大可能做得到。2000年我放弃了美国那个环境回来后，在广州的报纸经常看到中小学生出了问题，大学生也经常出很多问题，这个就跟小时候培养的素质有关。广州的报纸上天天说要建文化大省，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怎么做，从哪里做起，我是非常清醒，一定要从小抓起。现在大学生重视心理学教育，这工作不是不好，但是晚了一点。所以，我想我的教育生涯是不是随着退休就结束了？我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大学的事业结束了并不代表我的教育事业结束了，我的教育靠什么延续，那就是搞美术教育中心，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步棋了。我的晚年要对我们国家有所贡献的话，我不在大学发挥作用，那我就发挥在对青少年的指导上。我有这个条件，我热爱青少年，小朋友也喜欢我。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看见小朋友就觉得年轻很多，他们一叫“杨爷爷”，我什么忧愁都没有了。这种愉快是很难用语言形容的。
美国的生活固然好，但我回来了就不想再回去，那里不是我真正的生活根据地，我的根在祖国。——这不是说漂亮话。我的知音在中国，外国也有知音，但是不像中国的知音那么多、对我了解那么深。比如在美国很多人也为我写文章，但是不如国内写得那么准确。我的创作有一个基本态度，就是绝对从生活出发，不脱离我们的生活环境，而且我一辈子的画儿都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服务的对象是人民。思想基础是这样，所以我的画儿才捐给中国美术馆。我的画儿的价值不是市面上的价值，有朋友粗粗算了一下我捐的1200张画，说：“你捐了一个亿。”我说：“一个亿不够，无价！”——这是一个认识问题。我办的这个美术中心是不赚钱的，没有利润，时不时要赔一点，我愿意。我完成了一个事业，中间也遇到一些困难，都是我来解决或者我们全家来解决。因此，我把女儿女婿都请回来，虽然他们在美国发展得已经挺好了。
我们这个国家要改变青少年教育的现状，我是在做一些添砖添瓦的工作。作为一个私立的教育机构，这个中心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政府的认可。我们这个中心之所以取得成功，简单总结一点就是非常明确地培养孩子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我这个教育的观点跟我大学接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跟我的老师培养我的理念分不开，虽然大学和小学是不同的，但是教育的理念是共同的。这个理念在很多青少年美术教育中很不明确，总是要一天两天培养一个“天才”，然后赶紧登报宣传。我不赞成这个，这样不符合教育规律。教育规律是要让孩子认识生活，同时具有分辨生活中美与丑的能力，能将是非、善恶分辨开来。他有可能成为画家，也可能不做画家，但是他会永远记得这一段生活。这个教育在青少年的素质教育中是很重要的，不是培养一个画家，而是培养一种品德。我在广州的报纸上登过一个大标题，意思是想让孩子成为画家的就不要来我的美术中心，这个挺刺激人的。我这个是素质教育，不是培养“神童”，得到了家长们的理解。有好多培养小孩的机构我是清楚的，整天让孩子临摹，临好了送去得个奖。现在还有好多考级制度，有什么意思呢？不能这样的，艺术基础就是个枯燥的事情，跟芭蕾舞踢腿一样，跟拉小提琴一样，也跟杂技团训练一样，没有不经过艰苦基础训练就能成才的人。我打破这个“神童观”，按规律给予正确的教育，强调素质，不弄虚作假、不拔苗助长。那样不是爱，是害啊。桂冠给孩子戴了很多很多，最后他不爱画画。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过去得过金奖，后来从画画“神童”到恨画画，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了。
我们美术中心创办三周年的时候，在广州美术馆搞了一次成果汇报展引起了轰动，甚至引起了国外的注意。作品反映出我们这里培养的孩子很明显不一样，我们从小锻炼了小孩子的想象能力。比如，我们让孩子设计他们希望的家的样子，以及家用电器的样子，他们从里到外画得很有意思，我们帮他们做成三维的拿出来展览，吸引了很多观众，连设计专家也赞叹。你说，有这样潜质的孩子何必非要让他当画家，做工程师、设计师不是更好？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我们的教学是基础训练和想象力同时进行。
我们的基础训练，也有自己的方法。一般的训练是叫你怎么样用几笔画一个东西，家长也会很满意，觉得这么快就会画画儿了。我很反对这样，是害人的。我们强调自己观察生活、认识生活。我的女儿六岁的时候就跟着我们去画女人体，她结构体型画不好没关系，但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对象、认识生活。这个跟我的老师——像徐悲鸿——对我的训练、启发有关。
我本来想在2010年搞一个我的八十寿辰大展，包括我捐给四个美术馆的作品。但是后来我想，如果有这个精力、有这个钱，我不如搞一个我的美术中心的少年儿童作品展，这个更有意义，它是宣传我的教育研究成果，宣传我的教育观点、艺术观点。而且，我是一个大学的教授，现在来搞青少年的美术，这个中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比展示我自己的作品，让别人说“杨之光又进步了”有意义得多，可能会影响一代人或者几代人。如果美与丑、是与非的问题在孩子的心里解决了，怎么会有杀人放火、自杀跳楼？我的教育观念是从中学到大学形成的，一直没有断，退休了还能做出这么一点成绩，够满意了。所以我跟家人讲，这两年我们省一点，节约一点钱，准备“大出血”搞一次这样的展览。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大的活动。以后准备好了就跟美术馆商量，看怎么把这件事情做好，对社会有点影响，我就满足了。
自己在画画儿上还有追求，虽然不是我现在主要的事业，但也还是我晚年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美术馆馆藏我各个时期的作品，脉络很清楚，但是还没完。我回来后，绘画上还在有重点地突破一些难题，比如中国人物画中没骨女人体的画法。人物画在我们传统中是一个薄弱环节。没骨花卉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人物画还是没有突破这个难关，我早有决心来做。因为我有这个条件做。我有西画基础，有油画底子、水彩底子，素描是徐悲鸿、董希文给我打下的基础，速写是叶浅予教我的，高剑父培养我岭南画派吸收东洋的那一套，我都掌握了，我的老师都是一流的，他们的精华集中在我身上，我为什么不去利用呢？我就想能把中国没骨人物画提高到没骨花卉的水平，能得心应手地画出来，对中国画作出一个贡献，这个难度在于一笔下去解决结构问题、色彩变化问题。很多因素在这一笔里头要去解决，这个技巧世界没有。我看准了这个难题，攻一个难关。结果几年下来居然给我攻了下来，准备策划一本没骨女人体画集。我想这几年我在绘画上的成绩就体现在这上面了。我上课也跟同学一起画，哪里画得好、哪里画得不好都跟同学讲，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现在年龄大了，以后在绘画上不想变也得变，是多大年龄就画多大年龄的画儿，我要做好准备，我想我在创作上也还能再出一点成绩。还有一个事情是我近几年的一个日程安排，我想尽我的能力辅助一些贫困学生。我赞助了几十万给广州美院的优秀的贫困学生，我现在没有买豪宅，物质上过着很平淡的生活。钱该怎么花，我要算，要用在该用的地方。我捐过作品的美术馆都给我出了画集，我很感谢。
杨之光，广东揭西人，1930年10月11日生于上海。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著名中国画家。曾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1997年到1998年间他将毕生心血创作的1200件作品分别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及广州美术学院。广州市政府在广州艺术博物馆内专门建立了“杨之光艺术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