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顾名思义即书法里的用语，作动词；但在我们传统文化中它又是“书法”的直呼名词，指状态，行为与状态又与人的品性直接相关。早在汉代先人已认识到书写显示的不光是技巧而已，同时反映了书写人的性格和天性：“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这种认识逐渐参透到对绘画的评价上，尤其是以后文人学士的画论中经常把个人的品行思想和情感“寄”于具体表现的艺术作品中，往往在画的题跋中称“写于何时何地”而不是今人所题：“画于何时何地”，看似一字之差，实为大不同，这里牵涉到一个“不滞于物”的问题。绘画相对书法，由于内在本质的矛盾心理（人心物态之关系），由于它的线条、形式、色彩和结构的关系而变得复杂了，但是我们在画论里早知道，早在唐代，书写中非正统的笔法已在绘画中应用，多变的书写方式更便于处理物与心的矛盾，以至于类似专断的变化对表现艺术家特有气质所因有的趣味和功效有很好的作用。“文人画”正是在这中“不滞于物”的形式发展中形成的。

今日用的“书写之道”我想其意义不仅涉及“书写工具，书写线条，书写过程以及和承载之间所构成的图像特征的关系”。尽管它还有弥留“人文画”之气息里的用意，但其美学涵义，追究到底是一种表达方式的调节（减少“滞于物”的危险）。一个“道”字便把我们与远古的先人联系起来，“道可道，非常道”就连各个时代对道的理解也都有差异，更因为其宏渊的内涵，形而上的宇宙观，历来对各时代的绘画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就连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和约翰.凯奇的音乐，也受到其辐射照耀。可见“道”又是大智，“人受万物于天，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理决定事物的本质。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这里气所指则是事物的形式。万物皆有自己的不同存在形式，类比艺术就更能使我们清晰。“书写之道”的本源及今日之可能，人的不同决定了形式不同，理念的不同正是每人各异的开始，而人受制于天下时代，因此今天的时代必有今天的人和艺术形式。“书写之道”在当代的新解将溶于每个艺术家的修为。

至于书写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的前景，本人并不乐观，原因有二：其一，当代艺术类别与形式已非常丰富，并在“创新理念”的催化下还将有更大的变化。相比之下平面艺术形式弱化与式微已是大势，且平面绘画里能与书写相牵连的艺术家少之又少，因为书写性涉及到细微的神经末梢，有此类敏感的人本来就不多。其二，现代生活的物质环境和科学思想，尤其是在西方罗格斯工具理性渗透下的现代文明，正几何级的快速发展，对我们这样一个已认识到本民族在世界之林的落后，百年来寻求探索急切改变现状，证明自己能溶入世界，赶超先进的国家来说，更是快马加鞭。急速运行的现实已不容人们有丝毫懈怠，与利益的诱惑相比有几个人还能修身养性，静观，坐而论道？前文人“受制于天下时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然而话说回来，如果我放开眼量，凡事的变化又是符合自在规律的，物极必反昭示了所有的现状都是运动而暂时的。后现代的现象和理论也证明了人类进入综合时期，二元对立在互联网中瓦解，多元政治和经济促进了东西文化互渗。解构重组又使古今时空融合，一切皆有可能。农耕文化在今天也有引人入胜的吸引力，西方实证理性带来的物质主义之后，我想东方天人合一道学价值理念会召唤疲惫的人类，这大概就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预言的“下个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