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恩存
选择难度
站在今天的艺术阶梯上，我们发现中国绘画也同样醒目地放大了海德格尔通过荷尔德林诗歌所提出的问题：在这贫乏的时代，诗人认为这个世界性的问题在现代语境中十分贴切。因为，我们面对的已经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东西——不仅是陌生的“现实”，而且是我们曾经盼望、现在却呈现为具有某种难度的东西。绘画也是这样，其功能正在由表现公共生活意义转换为个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独特语言形式的探讨。它由驱动时代变革转向对个人意识和想象方式的关注。
尽管如此，实际上，当代绘画并不比别的时代逊色。
在此背景下，新水墨画家刘进安以其重大的观念变革及大胆的创新尝试而备受关注。这是因为，当大多数画家都在驾轻就熟地操作着传统的形式、语言时，刘进安却正在独自享受着选择难度、挑战自我所带来的成就感。对此，只有一种解释，这就是刘进安通过他的一批重要的新水墨作品，让人们看到了水墨画的另一种形式语言之美，由此也表明了他是一位新锐的、具有创造力的画家。应该说，在当代，刘进安作为一名优秀的新水墨画家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从《丙子水墨》到《静物》，再到晚近的《看美国大选》，可以透视出他二十多年的艺术跋涉过程。审视他的足迹，我们感觉到刘进安在艺术上的选择是艰难的。面对艺术上的艰难，他的态度十分认真，着力寻找新的切入点，最终成功地构筑出新的空间关系与笔墨结构。
事实上，没有难度的创作一定是平庸而无意义的。因为实践证明，毫无意义大量重复的绘画语言来得容易，消失也极为迅速。而刘进安20年艺术历程与不同阶段的艺术语言风格都说明他为自己的绘画建立了异乎寻常的难度。他每一阶段的作品产生，几乎都是一次自我否定，一次超越，一次精神和艺术的攀登。《丙子水墨》是这样，《静物》是这样，《看美国大选》也是这样。我相信，正是因为刘进安对于创作难度的智慧警觉，才使他在当代画坛多元化格局的现状中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并成功地实现了创作上的几次转型。似乎可以这样说，选择难度，正越来越深刻地磨砺着刘进安的艺术观念与艺术思维，他那不可遏止的对艺术的追求与渴望探查艺术本作、精神真相的内心欲求，始终促动他那不安宁的灵魂不断耕耘，又不断收获。
艺术史表明，一成不变的艺术家只会快速地被淘汰。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变化飞快只争朝夕的时代，只有不断挑战自我与敢于选择难度，才能激活艺术家创造的激情并使艺术家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创造力。这种对自我的挑战也体现出艺术家智慧与敏锐的程度——优秀的艺术家应该能够使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这是最重要的。
刘进安就是一位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的艺术家。他拒绝不变，不断发现与创新已经成为他的绘画理念。但是，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面前，许多画家并未去做这样的选择，他们缺乏孤独前行的勇气，从对艺术的艰难追寻中脱身而出，转而寻求商业运作的成功。在我看来，要使中国画走出低谷，走向真正广阔而高远的艺术境界，唯有像刘进安这样寻找自己创作的难度(艺术的、精神的)，并以这个新的难度为起点，带着自己的全部勇气、智慧和天才上路，最终才有可能重新获取理想中的艺术目标。我们知道，艺术史上任何一位优秀的艺术家，他的创作都是超越已有的难度并建立新的难度的过程。刘进安在艺术上的创造性就体现在对这种难度的设定、制造和克服上，他逾越难度时所走过的路途，就构成了他较为独特的艺术风格与艺术个性。在我看来，他的绘画颇具有一种解构与颠覆的欢快感，反映在视觉中的那种非程式化的点，线、皴、擦，在实际上带有对传统“和谐”美与“含蓄”品性的消解，有“反传统”与“反美感”的目的，明显地体现出画家在感觉方式上的革命。
刘进安的新水墨画始终是以“反艺术”的激进方式、以“先锋”性的艺术理念确立自己的水墨空间结构、笔墨结构与形式结构的。这种“反艺术”的艺术结构，目的在于建立新的表达方式和新的美感观念，使人们对旧事物一律厌倦从而达到艺术变革的目的。换言之，这是一种以“反传统”为重要核心的新艺术样式，对艺术创作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既是终结，又是开端。
譬如，在《丙子水墨》中，刘进安为自己设置的难度是：改变传统水墨人物的以叙事性或补景式为主结构的方式，强调人本精神的回归，用传统材质去表现大写的人，使人作为本体成为画面的主体，并重新进行了空间、形象与笔墨的思考。因此，《丙子水墨》被处理得极单纯、简洁，强调线面的结合；以皴、擦为主要语言方式，甚至放大了某些局部元素，并引入了“荒诞”、“变形”等手法，在形式、语言的自由运用中，体现了全新的艺术创意。在水墨静物《罐子》中，突出地反映了画家对艺术本体的思考，因为，静物画不是水墨画的优势，而水墨静物需要解决许多难题，需要经过耐心、敏锐的观察去找到恰切的形式与语言方式，在充分表现空间物体关系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水墨材质的材质美、肌理美。对此，画家找到了直率的笔墨表现方式，直接袒露自己的感受，并通过技术手段复活了自己的真性情，在一种真诚而率意中做到了“自我表现”。而此后的《看美国大选》，以幽默、调侃的方式为自己找到了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笔墨语境：布满画面的线条，长短交织、叠加，却有着稳固的结构，并在内部起着支撑作用；在飞白与皴擦中，看似一片“混乱”和“无序”，却流露出有序；其结构大体是依据现代时空观确立的，人物关系的平面化、符号化十分明确，在看似荒诞的氛围中体现出画家对“当下”的关注，以及企图以个人的方式包容世界的努力。以《看美国大选》为标志的晚近作品，其结构已经放弃了对事件、情节框架的模仿。尽管从表面看这些作品是以重大事件为中心展开的，是为使画家心中的世界尽可能呈现纷繁的色彩状态才采用了并置甚至错位的结构方式，但实质上，画家有关结构的思考已经确立并完全脱离了现实世界提供的现实依据。无疑，这是一种内在的自觉。在此心情下，刘进安的水墨创作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然而，从一开始，刘进安就没有把这种自由当做在空间、形式、语言和结构上放纵自己的借口，而是为自己规定了难度，将这种自由深入到人和世界的内部，把它们从陈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这就是刘进安的水墨作品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拥有更持久的生命力的原因。刘进安越来越显示出对把握人和世界基本母题的兴趣，并力图将其转换为个体的形式语言方式。细察其作品，不难发现，他不像某些人，在技术细节上用力过猛，而当时过境迁，最终露出空洞而贫乏的面貌，徒剩一个毫无意义的姿态，刘进安从来没有轻易地因某个技术细节问题而转移对艺术创作中部分的注意力。因此，了解刘进安的艺术立场是进入他水墨世界的一条重要通道。
我一直认为，对刘进安而言，创作上的难度从来不是技术问题(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艺术家，他足以应付任何技术难度)，而是来自他对人与世界的深刻体验和恰当的开掘，这将决定他作品的精神高度。这一点，如前所述，我们在刘进安前后的艺术变化上已经看得出来了。在创作《丙子水墨》时，他是一个未有定数而善变的画家。作品初露端倪，便见出他对笔墨结构的敏感与智慧。到水墨静物系列时，画面变得简朴、沉稳与单纯，但还可以看出他仍然喜欢时空的折叠，喜欢在作品中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个维度自由弯曲。到了创作出《看美国大选》的阶段，先前带有装饰感的有趣味的东西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人及世界的空前关注。这时的刘进安，便显露出作为一名艺术实践者的激情，无论是空间结构还是笔墨结构乃至画面气息，都倾注了他对人与世界的命运和精神问题的思考。当然，这同样也是一个形式与技术的内在化过程。因为人与世界的艺术母题，其内部也是有形式感的。
近几年，刘进安以全新的视角去关注和体验现代社会特有的焦虑与荒诞。他的表现，完全随着体验和理解的变化而变化。最初，刘进安在取材和题旨上，还有一些回避；而后开始有意识地去找寻一些形式结构、借助方与圆等古老的文化符号，表达某种心理意识；直到晚近，才愈加体现出艺术理念的成熟与确定，并给予主观的强化。这其中，刘进安以明确的结构意识去建立自己的图式，并提供了传统所不能提供的虚拟、想象空间，有一种直观的效果。
探察这种变化是有意义的，在它内里，必定蕴涵着刘进安水墨创作的全部秘密。
当然，我们可以做如下归纳：“当下”的心态、生存的体验、个人的感觉，以及空间关系、笔墨结构等所指证的乃是这个世界的基本现实，或者说，刘进安关注的是世界内在本质的对象化。因为，此前艺术对人和世界的关注还多停留在社会属性、文化属性等方面，而对存在属性的表现，则几乎是空白。而刘进安的作品，选择的正是这方面的难点，他不满足于对日常生活中表象的刻画与描绘，而是从存在的意义出发，将空间意识作为其表现的根本指向，以改变传统水墨艺术文化的精神以及笔墨的内在结构。
刘进安属于给中国水墨艺术带来真正变化的少数画家之一，其最为突出的贡献就在于通过对人和世界、“当下”和艺术本身的独特理解，为我们开辟了一片崭新的视野。我们当然不能忽视他在水墨艺术的结构、语言和表现上的探索，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创造性。但艺术革命从来就不是单独进行的，它必定伴随着精神的内在变化。一个画家一定是先有了对人和世界的不同理解，他才开始寻求新的艺术方式。也就是说，当旧有的话语方式不能再穷尽画家的内心世界时，他就会起来寻找新的话语方式来表达自己全新的精神图景。选择难度，体现了艺术工作者对待艺术的勇气。有难度，才有攀登，艺术也才能发生重大变化。
内在结构
“败笔”，是刘进安营造世界图景的基本语言，也是他水墨创作的独出心裁之处，贯穿刘进安水墨艺术始终的所谓“败笔”是非程式化笔墨的戏称，是针对物象性格所运用的笔墨方式，而非笔墨程式对物象的套用，以此削弱物象性格在作品中的意义。“败笔”也是逆向思维的结果，是一种“反笔墨”程式的笔墨结构，并以此建立了新的笔墨结构与表现方式。
从早期的《丙子水墨》中，我们即可看出这一趋势。且不论人物意象造型的抽象，仅就其线条的运用特点便可确认，他的这种解构出来的线条带有一种刻意的性质，并且体现出一种删除矫情的坚决、直率、直接透彻的表现特点，从这时起，他便获得了关于“笔墨本质”的启示，在非程式化语言的寻找与语境的建构中，情感和意志突破传统笔墨假定，摆脱盲目模拟传统笔墨的误区直接得到表达，同时，画家的创造力与主观能动性也得到较好的发挥。到《静物》与《看美国大选》，以非程式化笔墨为结构的“转喻”已基本完成，作品愈来愈体现为以内在本质为特征的书写。不过，愈至晚近，非程式化语言结构的特点愈加明确与成熟。在《静物》与《看美国大选》中，对非程式化的运用更加浑然完整、贴切自如，尽管表现的题材、对象不同，却都表现了画家独特的理解与表达。而其非程式化的语言结构，无疑体现出一种“当随时代”的现代感与反叛性，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画家的审视与思索。只有对生存、文化、空间持认真体验与感受的态度，才能在提炼艺术形式语言时展示出智慧的特点；只有以智慧的眼睛去看透“当下”，以非程式化为表达方式的形式语言的训练才必定是深刻的，因为，这一特定结构方式所传达的正是“当下”世界与生存的本质。自然，画家也因此把自己推向了传统与世俗的对立面。
对非程式化笔墨的操作与实际运用，激发了刘进安丰富的艺术想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一探索与实验是伴随着自我挑战的态度出现的。刘进安轻易地跨过了这个障碍，以此为契机，他的艺术目光更专注于一般画家难以下笔的“当下”题材，并以执著的态度与另类笔调把“当下”世界、生存中的事实和现象框定在自己设置的空间中，再加以符号化。无疑，这是更潜在、更强大的新的笔墨形式语言，它蕴涵着现代人的精神反映机制，因而其现代感与活力四溢令人耳目一新。
就此来说，刘进安的创造性意义与贡献是真正以当代人的坦然胸襟和独特的“笔墨”语言魅力为内核的。他全然依赖从本色出发的个人经验，创造出水墨的现代之美。他一开始就在感觉与把握上接近了新的语言方式，当他从水墨技法进入符号结构空间的层面时，本身就证明了这是一种健全的水墨观念。但这种坦然而直率的笔墨方式被非程式化的形态给予展示的时候，它才能是观念和绘画的。因此，它充分显示了艺术走势的真正航标。在诸多作品中，画家对图景的建构，对空间的营造，对感觉的表达，都不是独立的非程式化笔墨的炫耀，而是饱含着对水墨本体的发现与再发现，以及在发现中体验发现的苦心孤诣。可以说，这是画家水墨意识的觉醒与对水墨本性的回归。
很难想象，没有一种作为观念意识的画理支点却还能如此娴熟地运用非程式化笔墨去编织语境，让这些率真、本色、质朴的点、线、皴、擦凝定在画面上，坦然地面对欣赏者。这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刘进安笔下的人物、静物明显地体现出他对水墨点、线、皴、擦的纯粹美的陶醉与赞叹。
从另外的意义上看，非程式化笔墨的美学内涵是在语境中得到展示的。譬如，《静物》中的“线”与皴擦出的灰色的“面”的结合，使点、线、皴、擦之间构成了一幅意味深长的图景。在这里，单纯的点、线、墨、色与皴、擦以自己的方式寻求纯粹之美，实现了一种感觉与观念的自律性的融合，其中包括新的笔墨结构，及画家对现象世界内在真实本质的观察与理解。
其实，从《丙子人物》、《静物》到《看美国大选》，都是以一种直接、率真的方式表现了另类笔墨的魅力。这里，古典的技法与现代结构已经被置换了。在刘进安看来，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水墨画家，区别于古人前辈的是应具有一种空间结构意识。而在古典的中国水墨技法中，确实也暗含着画理结构、笔墨结构与空间结构，只不过需要后人去重新发现与解读。从这个角度反映点、皴、擦、染等技法就会发现，它们在事实上是对现象世界的最基本的结构概括。这个观点，在刘进安的新水墨艺术中是至关重要的。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许多感性的东西被上升到理性，许多生活现象被提炼为本质。刘进安在水墨艺术的思考与探索中，发现在事实上他要解决的是水墨画的内在结构问题。而当他进而去研究、追问点、线、墨、色与皴、擦等技法，并深入到其深层时，也确实发现了盘桓在其中的一个坚实结构。循着这个结构，才能进一步发现在简约的技法规则中存在着笔墨发展、演变的可能性与丰富性。可见，点、线、墨、色与皴、擦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宽阔的空间，新时代水墨画家所需要做的就是利用这个空间，并以它为基础，在开拓之中去建立新世界空间。在刘进安建立的笔墨结构中，其基本要素依然是点、线、皴、擦。不过，他所谓的点、线、皴、擦已非传统笔墨中的点、线、皴、擦，而是逆向法则的多种非程式化的笔型，它们越过传统点、线、皴、擦的表象，以赤裸和纯粹的形态直指对象的本质，因而具有一种单纯的表现效果。另一种情况是，刘进安运用逆向法则的非程式化语言一反传统笔墨意象表现特点与抒情性，转为强调刻画，这种刻画使非程式化的多样性、丰富性的优势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在实质上，这种具有叛逆特点的“刻画”及其非程式化的语言运用并不是针对物象的形体刻画，而是对水墨材质的充分运用发挥并借助对象进行本体的本质表现与刻画。
上述二者的并置，使刘进安水墨的内在结构在艺术表现中获得了完整的形式，并为其不断地发展、重组与创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以逆向法则去组织画面的多种非程式化笔墨，其直接效果是导致艺术语言的异化。那种跨越了传统法则的禁忌和美感习惯的非程式化笔墨绮丽的语境一旦被画家营造出来，便具有一种特立独行的意味。在这一方面，刘进安轻而易举地另辟了水墨画的蹊径，以坦然和独特的艺术语言表达了自己的艺术理念。他全然依赖自己潜意识的萌动与个人体验的经验表现出笔墨的本质之美，而且一开始便在技法、表现方式与结构上表现出难以模仿的特点。所以，刘进安笔下的人物、静物等意象符号都不是简单的表现，而是达到一种结构上的难度。
艺术上的逆向思维直接影响到作品的结构方式。因为结构作为一种力量，一旦在画家内心启动，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它可以使你的作品面目全非，也可以使你的作品面目一新，还可以使你的作品庸俗无比，这说明，结构不是一种外在手段，它潜藏在画家的思维之中，隐伏在作品的内部，并始终主宰着画家的意志和作品的精神取向。
譬如《静物》，它实际上是一幅结构性的图景。方、圆、黑、白、灰、点、线等结构性的组合乃是对现象世界的简括与归纳，成为一种结构方式的展示，一种对全新空间的营造。在作品中，画家进一步向我们证实，结构对于新水墨乃至实验水墨而言是无比重要的。对于这种结构力量的强化，只能靠画家本身的结构能力、想象能力，以及其在结构表现上的恰当处理。在《看美国大选》中，为刻画众多人物所使用的纷乱、交错与叠加，线条、本色与单纯的笔型等，在庞大的画面中部暗示着画家对结构的重视。这里的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意义被消解了，不再是大洋对岸严肃而庄重的行为，而是一种“当下”文化的体现——看客们浮躁、喧嚣、放肆、嬉闹的神态与心理被表现得生动至极。重要的是，刘进安以自己的语言方式把触角伸到了“当下”文化的内部，它指向的是“当下”中国人自信的心态，即不论“美国大选”如何，对“当下”的中国老百姓而言，都是一场“闹剧”和“笑料”。作品中对点、线的动感与飘忽不定的处理，显示了画家在处理这类题材时的结构特点，而“语言”方式与“事件”内容的表现，其实也都是结构作用的结果。这一点，即便撇开“美国总统选举”本身的事件背景不论，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纷乱、动荡、无序的结构所产生的荒诞情绪。
在刘进安的一系列作品中，结构本身甚至是恒定的，无非是率意、单纯与毫无矫饰的点、线与中国文化符号中的方圆、曲直的演绎与组合，变化的只是语境、文化，构成关系对结构的不同解释。但是，结构在本质上是理性的，是有意识的，因而，刘进安的作品常常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的作品从笔墨到形式，最后到画面整体效果，都蕴涵着结构色彩。事实上，在刘进安的作品中，结构还有它复杂的面貌，在它的背后，隐藏着一整套属于它自己的，丰富多变的逻辑链条，而画家之所以在诸多的作品中去解构“结构”，不仅是要揭示水墨画的现代品质，更重要的是要找寻水墨画的现代评判系统。在他那里，结构是与笔墨语言相结合的，结果是使两者都产生了有效、和谐的力量。于是，一个全新的“当下”图景和空间关系在此中得以建立起来。刘进安的作品构建大都是这样的精神实质，他用的依然是笔与墨，而画出来的则是极富时代气息的“当下”心绪。
就此而言，刘进安把结构意识渗透到笔墨、图式、思维之中，并用与之相称的笔墨形态与表现方式为其建立基本骨架。在当代水墨画坛，也许他不是第一个进行这种探索与实验的画家，但他却是一个成功的实验画家，他为丰富当代水墨的表现形态、促进传统水墨画向现代领域拓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只有运用这样的结构，才能使作品的世界敞开，并把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情绪释放出来，从而让人们对抽象的“当下”语境的理解转换为可感、可视的生动而鲜明的形象。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刘进安在表现上是深思熟虑的，富有勇气，他最大限度地把“当下”的状态呈现在画面上，甚至以“一片混乱”来营造日常状态，以至于我们在他的作品里几乎看不到常态的生活。如《静物》的平面化处理的符号意义，《看美国大选》里的点、线、面的整合关系与空间构成等，都是用一种极端单纯的手法进行虚拟，很难找到现实的对应物。
显然，刘进安离开了当代生活的表象转而奔向虚拟的现实场景，肯定是因为他的内心蕴藏着极为重要的精神问题需要追问。这些属于“当下”的精神问题只能在非常态的现实中才能更好地将内在的意义有效地展示出来，那种急于把现实的面纱撕开，以露出真相的心态与情绪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
在近期的重要作品中，《看美国大选》是极有代表意义的。比起《丙子水墨》与《静物》那两个时期的作品，《看美国大选》具有重大变化：它的语言比前两者更单纯、更本色、更富于现代感，并在两套话语系统(古典与现代)中脱颖而出。尽管还保留着中国文化的些许含蓄与空灵，但过于和谐的手法已清理干净；作品的外表也越来越明晰地呈现出虚拟的特点——对事物框架的建构，同时又多了些简洁、单纯与沉着。
刘进安近年来专注于这样的构思与取材，使习以为常显得不正常，在不正常中提示事物的本质。有时候，我们似乎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略含嘲讽调侃的笔调。他化复杂为简单的处理方式，看起来不是在表现什么，事实上都是将透露着浮躁与喧闹的有关“当下”的深刻观念无情地揭示出来。应该说，这正是传统绘画与现代绘画、再现与表现、客观与主观的区别。画家对“当下”时空的敏感与体验也投射在因结构而产生的笔墨表现与语言方式之中，人物、环境，及至静物、空间等关系亦因结构的设立而显出微妙的氛围。其作品的不凡就在于通过“当下”的全新视角的设立，在根本上得力于感受的贴切、捕捉的准确与对荒诞的把握，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性氛围与冷峭锐利直逼人心的反讽之间，以及形而下的题材与形而上的表现方式之间的融合与统一，在这样的艺术情境中，我们被迫思考关于生存、艺术、现实的基本问题，这样诸如复杂与单纯、痛苦与欢乐、表象与本质、物质与精神等问题就从这画面中生发出来，从而形成强烈的气韵张力。
也许可以说，气韵与张力是现代艺术不致被否决、取代和淹没的最为神秘和最后的依据。在刘进安的水墨静物中，我们同样感受到了这种气韵。它伴随着另类的笔墨表现与语言方式弥漫在文本的空间中，这是主观的表现，是精神的取向，是意识的突破，这种无论在图式、符号，抑或是空间处理上的“另类”手法与形态都是刘进安一贯的表现动机。熟悉刘进安作品的人都知道，他常常把现实世界种种悬而未决的隐秘暗藏在作品之中，于是，刘进安的水墨世界里总是飘荡着暧昧不明的迷雾，总是寓示着整体性、确定性正在瓦解的现实或历史。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的作品便以水墨的方式，发现、探寻和传达着一种理念。从《头像》、《闻声》、《形态》、《物主》、《淡语》等系列，至近期的《看美国大选》等诸多作品，随着阅读的展开，这些作品都是着意渲染一种纷繁无序、不确定性以及充满激情的隐秘，又让人感到画家是以一种相对朴素的笔调与方式表达自我检验的精神过程，换言之，就是现代结构的内核已经预先打动了他，需要他做的不是求得释然的快感，而是把自己抛入现代语境之中，将绘画的制作内化为心灵体验的过程，最终达到将画家的生命和精神介入到作品中的高度。
还可以深入地说，刘进安并不是倚仗这些来支撑他的作品的，而是将这些作为磨砺语言的锋刃和为检测其穿透力而设置的富有难度的屏障。譬如，水墨静物需要一种有节制的笔墨表现方式，而由方、圆组成的空间叠加的效果则造成一种不硬不软的状态与以情合理的状态，使之更贴近事物的真实。正因为如此，《静物》看起来表现的是陶罐及其在空间中的关系，实际上又不局限在这个层面上，表达的是符号与文化在现代时空中的状态。
如何让我们的生命和艺术都呈现其本然的质地?在外部世界的一片喧闹之中，人的内心里沉着的是什么?人内心里骚动着的一切如何才能从外部的喧闹中显现出来，并获得倾诉和倾听的可能?这些问题的回答实际上都关系到对“当下”状态的真诚表达，也关系到画家以个人方式去包容世界的强度，关系到能否使现代性水墨呈现出一种富于心灵价值的特质。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向往着一种理想的创造状态，就像当年的古典主义向着浪漫主义过渡，浪漫主义向着现实主义过渡，现实主义向着现代主义过渡一样。身处这个最富活力时代的画家们，他们将为我们的当代绘画历史留下什么样的绘画本体发展的印迹呢？应该说，今天的画坛不缺少画家，也不缺少作品，但是，这之中却难得有独特的文本、创新的思想，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功利的考虑过多，缺乏挑战自我的勇气与力量，从而害怕创新，畏惧探索。
我们当然有理由要求一种理想的创作状态，那就是画家走向人文深处，在世界与人性的结合处进行创作。这样的作品就和造化一样本色与单纯，而不是空洞的虚无和滥情的欲望。画家应具有一种特别的感悟能力，能深入自然、现实与人性的内部，获得一种理智的体验，使之与文化达到不可言传的契合。
言下之意，水墨艺术的现代化进程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如同刘进安这样的一批画家以符合他们生存状况的方式，向已经不能有效地表现当代人文明进程的笔墨系统发难，进而建立一个不同于古典的、尊重新的生命现实与世界现象的笔墨价值系统。尽管刘进安们的努力与实践尚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一价值重建的艰难工作，但无疑，选择这样的道路是与现代文明进程同步的。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生活现实的喧嚣、浮躁与严肃艺术的缺失成就了刘进安的艺术想象。他作品中怪异的水墨符号、场景及空间处理在中国水墨画历史上是不曾出现的，但刘进安却轻易地跨过了这个障碍，极富特色地表达了一般画家难以下笔的题材，以个人化的结构方式与“反美感”态度的创作手法，把“当下”状态进行艺术的、语言的表现——以个人的方式包容着这个丰富而又复杂的现象世界则是他的最为成功之处。虽然套用其他形式语言来表现“当下”的水墨作品固然也有过不少，但刘进安的创造性贡献在于真正以坦然和独特的水墨魅力表达了这些理念，而且，他用依赖于自己直觉的感受和体验而来的个人经验，驱遣笔墨去创造出那种荒诞与怪异的形式语言图景，一开始就在结构上接近和把握了“当下”的本质。
当然刘进安的水墨作品，其明显的原创性与个人化的艺术内涵已经不同于以往的以“反思”、“寻根”、“生活流”等“大叙事”为公共特征的创作，也不同于以往全部价值化、中心化的时代以风格、情节、场景及其表达差异为标志的“个性化”创作，而是力图将全部公共性价值和事物悬置起来，以纯粹个人化的眼光来关心、体验和理解个人事物的一种创作。画家的诸多作品及其内在结构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是传统笔墨价值中心解体而新价值中心尚未建立时的一种艺术现象。因而刘进安的水墨性意义之所以以“当下转换”或“重构”为其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以身边平凡生活为题材入画，以个人的感觉为作品的基本语境，从而呈现为一种“躲避崇高”的创作态势，乃至可以称之为“从容状态”，一是因为“以小见大”的创作观使然，二是因为没有注意到“以小见大”的创作状态是中心价值无力的一种显示，并预示艺术新契机的某种开始——在这一切尚未明朗化时，研究和解读比盲目评价更重要，分析和理解比纯粹道德评价更为可靠。
作为当代水墨画的个案研究，许多事实表明，优秀的画家与优秀的作品是不受价值中心所限制的。这是因为在价值中心化时代，一个真正的画家不能用中心化的、群体性的共同价值观念来指导自己的创作，而必须用自己的思想来“穿越”中心化的价值观念，和凿通的、平凡的、甚至世俗因素保持着对“既有观念”的批判并同时创造“自己观念”的统一。特别是在价值中心解体的今天，刘进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既不能沉浸于生存快感和天然的个人感受，也不能在观念上“艺海拾零”，用一些现成的、符合自己口味的经验来解释世界，而应该用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来激活、提炼自己的个人体验与感受来改造符合自己意愿与性情的形式、语言、符号。将个人的那种“一己感觉”建造成里里外外区别于他人的“个体世界”，这也是刘进安作品中既是形式也是内容的原因之一。
对话世界
刘进安是一个具有良好潜质的画家。
他不仅能自觉地回避同类画家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使自己作品的表现手法超越对“自身经验”的过度依恋，并且不断采用一种“反叛”式的观察视角，将目光延伸到相当广阔的现实世界领域中去，发现、感受、体验自我经验之外的生存景象及精神图景，用自己的语言和现实世界对话。在刘进安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那种被当下画家所普遍采用的唯美方式与取悦市场的图式，看不到狭小与极其私密的审美意图，更看不到他对时尚的迷恋式表达以及由此而生的艺术虚妄。他总是以认真的态度和真诚的笔墨语言，表现着他感兴趣的现实世界图景——人、物及空间，如《静物》、《烧焦的棒子秸》、《心游万壑》、《天梦》、《查无此人》、《我们都是》、《看美国大选》等，并将“当下”的生存感受以内心世界细细地交织、延伸和放大，从中凸现出在现实纠缠中所辐射出来的极为特殊的精神景观。
刘进安与周围世界对话的方式，说明他不是那种严格遵循现实生活逻辑的写实性画家。一方面，他的目光始终聚焦在现实中心的边缘地带，关注那些被人所忽视的领域，如《烧焦的棒子秸》、《查无此人》、《反正我们是》等，致力于体现人自身各种存在方式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观察在现实中对种种游戏化的过程进行提取，使题材与画面形成一种解构性审美姿态——对传统笔墨秩序、道德秩序进行消解，而且对“当下”的事件现象进行调侃与嘲讽。这使得刘进安的水墨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又带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审美格调：试图取消崇高感，取消表象的深度化表现，甚至取消通常意义的秩序感。从《淡语》、《反正我们是》、《看美国大选》，可以看出画家大致要表现的无非是人们听命于一种既定的安排，或是听命于自然本能的需求，但是，他们的灵魂世界又从不安分，总是喜欢寻找机会借以宣泄压抑的心情，不停地寻找某些足以安顿焦灼心灵的目标，由此演绎出各种不同形式、语言所组成的个案图景。
刘进安所展示的这些水墨图像及其表现的生存景象与空间的关系，其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十分突出而又被忽视的精神背景的呈现，是一种心灵被物质挤压之后所呈现出来的非理性化、平面化的生活状态。画家以其特有的轻松姿态，既展露了生存的尴尬和无奈境况，又袒露了他的乐天与达观，这便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十分特殊的审美意蕴。
从总体上来看，不管刘进安这一代画家是否意识到，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既左右着他们的艺术创作，同时又为他们的艺术提供着无比丰富的素材与资源。现实世界及其现代信息对当代生活的强制性褫夺，是借助这个时代的文化语境将人们置于尖锐的冲突与矛盾斗争中，让人们在纷乱、物质欲望膨胀、时尚刺激争扰中进行生存抉择，此时逃离与无奈便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刘进安的作品要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不明确的暧昧状态。
事实上，没有一种生命是完美的，特别是在瞬息万变的当代现实生活中，高明的画家总是以犀利的目光不断穿越各种被传统假象所包裹的生存现象，大力解构着堂皇外表，让它们在庸常的真情中显示出丰富的生命情感形态来。上述种种，可以说是刘进安与世界对话的基本方式与内容。说是逃离也好，躲避崇高也罢，甚至于荒诞，这都是对欲望化社会的本质性浓缩，画家之笔呈现的是明确的叛逆性个性精神，折射的是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本质。
分析刘进安的一系列作品，在细读中不难发现，这个精神本质在于既定价值的生存秩序正在受到质疑，一切长期恪守的道德律令正逐渐瓦解，而真正适应社会文明进程的价值体系尚未形成，这就注定了刘进安笔下的“当下”状态只能以非“诗意”的形式去建构，而在艺术观念与作品中，它所产生的颠覆已不仅仅是水墨图式、技法运用与美学境界，而是隐藏于其中的“当下”存在意义，实际上，画家是以自己特有的智性，成功地对传统的文化意义进行了义无反顾的消解。
当然，笔墨的“另类”、空间构置的“另类”是便于直率地抒写画家的内心感受的。为了直接袒露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对“当下”状态的体验，在诉诸笔墨时，不能不一反传统的处理方式，而从表现心态、感觉出发，从画面自身需要出发，去确定笔墨形态，去确定感觉的表达。因此，我们看到画家确定了自己的支点，它强调直面现实的结果，它以全新的笔墨结构与现实精神本质结合，袒露心灵，并据此形成一种有“形体”的语言刻画。在刘进安那里，他认为，“当下”与传统的另一重大不同在于对“形体”的认识：当代人面对当代世界，实质上是在面对种种“形体”，当我们的注意关注到形体时，空间与笔墨语言就无法不发生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另一种丰富的水墨情态演绎了出来。形体语言使笔墨从传统的皴、擦、勾、勒转换成对形体语言的刻画。体现在作品上，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对形体语言刻画的笔墨，非指具体物象的形体，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对水墨材质本体的发现、认识与挖掘，它不是一次性的、简单的运笔，草草式的水墨运用，而是一种理性的，甚至程序复杂的结构关系，用以表现复杂的“当下”世界。作为一种画理，一种新的绘画观，它由此延伸的结果是传统的用笔方式被它置换为一种结构方式，它直接作用于画面的空间；而解构了的笔墨，解构了的空间自然呈非逻辑性的重叠、倒置，甚至错位，其目标只能直指具有现代意义的非程式化。
由此可见，在刘进安的审美理想中，一切既定的秩序、规范和意义都在颠覆之列，都是应该质疑的。而艺术的创造性本质就是要挣脱一切外在的精神羁绊，藐视并瓦解一个个束缚在自己身上的旧价值体系，以内心的自由和精神的舒展为创作的目的。就像《看美国大选》那样，人们在喧闹、放肆中宣泄着自己，狂热、嬉戏、嘲讽、调侃、满不在乎……人们选择了自我放逐式的狂欢，这种现实场景，是现实状态的浓缩，画家之所以选择这个场面，就是要表现“当下”人的自我寻找与自我失落，让他们远离了中心，远离了束缚，远离了忧愁烦恼，远离了理想追求和精神深度等常规意义上的价值追问，从而在更多层面上服膺于自我的主体意志，服从于自己所认定的“有意思”的生活状态。这无疑是一种后现代式的反逻辑、反价值、反中心化的艺术追求，它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命运错位的感觉，就像《失去笔墨的人》、《物主》、《淡语》等作品中表现的人物一样，完全处在一种空间错位的状态之中，主体效果便产生错位感，错位中渗透着无奈的情绪。“当下”生活如此，画家作品中的生活也如此——荒诞无所不生。只要我们对自己的生存境遇还有要求，只要我们还不想彻底放弃对现实的改变，各种游离于常理之外的荒诞感就会不期而至，而且，它们也是我们与生存的世界一种主要的交流与对话方式。
在刘进安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则是以水墨语言的方式与庞大而复杂的自身的对话，抑或是私语，其中有些被他纳入了艺术话语范畴。刘进安感兴趣的是那些与他的生活相关联的人和物、事件与场景，他热衷表现一种无目标、无影响、无奈的自我否定，严格地说，是一种躲避崇高方式状态的袒露，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看似荒诞的场景，同样也包含着某种意义的存在，也是对另一种生存价值的探寻。显然，刘进安的目光与笔墨聚焦的都是属于“另类”的精神状况，它折射着“当下”人们生活中的某种疼痛。譬如《看美国大选》中的普通百姓，嬉闹之中隐含了许多无奈，但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也时时借机宣泄一下自己心中的块垒，聊以自慰，其实也是为了试图在内心中重建另外一种生存的尊严和意义。
刘进安的作品是开放式的，他的笔墨智慧和审美乐趣就在于凸现一个个自我敞开的、世俗的生命，从容自在地演绎他们的生命形态。这种貌似世俗化的生存方式，实质上是刘进安对抗“世俗”的一种艺术手段，是画家内心中自我觉醒的一种从容表达。我们知道，人是社会的存在、历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人不可能弃绝既定的生存环境而独立生存。与此同时，人的生命自身又存在着庞杂的非理性潜能，它们时时刻刻会冲破人对自我生命的理性预设，演绎出许多莫名的尴尬和困顿。这就意味着，人的命运永远不可能绝对地掌握在自己的意志之中，任何一个人的命运，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偶然性，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失控现象。尤其在技术主义与物质主义高度发达的今天，心灵与文化的需求被不断地漠视，从而造成现代人愈来愈用无理性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导致现代人和自然、社会与人自己的疏离的结果，看似使人的主体性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与独立，而实质上却加剧了人对生存本身的焦灼与危机感，使人对自身的命运显得更加无法预测和控制。这种情形是刘进安作品最普遍的题旨，并且是他要反复表现的，其形式、语言乃至图式都是由此决定的。
比起传统水墨来说，刘进安笔下的水墨人物是富于激情而强悍的，笔墨刻画、线与面的结合、皴擦与渲染并重，都是经过多次完成的。他的创作方法是游离于理性与非理性、逻辑与非逻辑、笔墨与非笔墨、有形与无形之间的一种难以捕捉的方式，他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戏剧的偶然性，但又带着极为自然的生命质地，完全是一种本体与本色的必然迸发。在创作中，画家如果遵循一种程式规范，作品便可能会面目全非，正因为如此，内心的偶然冲动，情绪的瞬间失衡，都是产生刘进安作品及其表现方式的内在原因之一。
上述的情况，在刘进安近期的一系列作品中都获得了较好的表现。《看美国大选》平面化的处理，在变形、夸张中把人物推向近似荒诞的旋涡，让他们不断被即将出现的事件所催动，情绪获得最大限度的释放，虽然，这个事件并无大的意义，然而，透过画面，我们看到的是情绪对人的拨弄和人在情绪中的失控，最终，把主题置换到普通人身上，成为一个变亦不变的永恒主题。
命题的怪异与手法的独特，是刘进安与现实世界对话最基本的方式，事实上，在刘进安那里，每幅作品都潜在地存在着对现实世界的诘问与对话。画家曾这样谈到自己的作品：“在水墨人物画中，人物形象始终是困扰画家的一大难题，在抛开情节性绘画后，对于人物表情的问题，画家似乎已失去了把握的能力，除去人物眉开眼笑或愤怒的表情，无内容的神态也已成为画家作品低沉的表露，加之笔墨对形象的回避和那不易写实的笔墨特质，人物形象塑造起来的难度和不易动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似乎谈的是画理问题，实际上却流露出画家与世界对话的基本方式。因为画家面对的对象就是世界，与对象的交流、沟通并加以表现就是与现实世界的沟通与对话。
毋庸置疑，不论画家对自己的作品做了如何荒诞与非写实的处理，这些作品都以对话的方式体现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人的精神征兆。重要的是，画家在作品中并不过度推演这种迷茫的际遇，而是尽可能“由小到大”地向更广袤复杂的社会性空间进行延伸。事实上，这既是刘进安处理自身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普遍方式，也是他驾驭更为深广题材背景的气质禀赋的体现。由此我们看到，刘进安为了使自己的绘画从技术层面脱颖到精神层面，为了对现实世界的尴尬和当代人心灵深处的疼痛加以袒露，他力求从文化根源上做出深刻与复杂的思考。
对刘进安作品做整体的阅读，就会发现，刘进安不喜欢重复自己的表现手法与对话方式。具体说来，刘进安的表现手法与对话方式仍然是水墨语言，但是，我们看到的不同时期的特点说明，他以实验性笔墨力求拓展笔墨的表现力度和水墨的表现范围。
譬如，在水墨静物中，他在方与圆的整体关系中，营造了空间秩序，使画面器物之间产生大、小的体量对比；笔墨方式多采用厚积墨法，并以浓重的类似膏状的墨勾勒罐子的外缘轮廓，在几个部位又施以厚广告白作为物体之间的呼应，背景用淡墨平涂。整个作品意在摆脱形的实在对笔墨的走向的影响以及作用于静物本身的表达方式。其实，在这里，在创作过程中，画家紧紧把握的仍然是“物”、“我”之间对话的关系，所以，画面中的对象被主观化了，器物形象的确定性被笔墨过程所取代，而笔墨过程作为言说的话语又来源于器物的不同质地、形态给画家带来的感觉及由此而生成的笔墨表现方式。
对静物的选择，乃是画家对现实世界的主观性概括，甚至可以说，它并不是具有静物本身的绘画意义。画家借助静物的几何形体，在运用笔墨语言与表现方式中，确立画面中物与物的空间关系，进而体现画家自身与画面器物的主客观关系，达到一种“物我”一致的空间关系。就此而言，我们发现，静物的笔墨语言是不同于画家的水墨人物语言的：同样是不能摆脱线的勾勒，但静物画中的墨线似乎更单纯，重复与交叠虽然不能避免，却在墨的设置上有意回避了与线的接触，使线的结构和组织在相对独立的同时又强化了物体外轮廓线的功能与作用，而线的审美意义与墨色的对比在本体意义上既独立又互补。
对刘进安来说，人物画创作仍然是他的主要命题，他在通常情况下，是以人物画奠定着他作为当代新水墨画家的形象的。人，是含义十分丰富、复杂却又深刻的表现对象。因此，对人的态度，对人的选择，进而对人的表现手法，都说明了画家在艺术上的取向以及对周围世界的情怀。
刘进安笔下的人物，无疑是他与世界对话的主要媒介，在各种人物的表现中，抛开了具体神态与表情，抛开了人所构成的具体情节与环境，使之符号化、意象化，作为一种象征而给人以略为低沉的表露。这些人物画，在形体把握上略有夸张，并以积墨法为主，往往以大笔墨色涂抹，体现出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水墨人物在刘进安笔下不受五官部位与骨骼结构的约束，而求得笔与墨的放松、随意，进而在墨色的交织中去体验墨色的层次与墨色的把握、水分的控制、行笔的感觉以及结构的处理，其特点是自由地追寻着意象造型与笔墨结构的结合，以及笔墨方式与画家的主观把握等。概括地说，画家是以自身的感觉、笔墨语言与意象结构的一致性去营造他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基本认识与感受的。
在丰富繁杂的现实世界背景下，在捉摸不定的精神向度中，刘进安的作品以不同时期的不同亮色提升着自己的独特的话语力量，特别是通过对绘画题材的选择与画面意象的提炼去折射现实世界的精神状态与文化特征。近年来，刘进安的诸多作品仍然徘徊在“当下”状态的基点上，却因出色的艺术表现触及了相当深邃的人性深层地带。
我一直以为，艺术作品的恒久魅力，在于作品所凸现出来的人文精神深度。这种精神深度，既是画家强劲的思想穿透力的一种艺术辐射，又是生命活力的一种独特发现和传达。它自始至终应该关注人和世界，而不是那种不疼不痒的自娱性。它在穿透现实世界的同时，应该在人的内心世界中致力于对人和人的世界产生的诸多可能性、丰富性进行勘探。当然，这需要画家必须具备强大的精神内驱力，必须能够在丰厚的艺术积淀中不断地修正和充实自己的精神素养，并对人的存在境遇进行永不停歇的追索。
从艺术角度看，刘进安的水墨语言在表现上是粗犷豪放的，但又不乏韵味与诗性，特别是洋溢在画面中的现代感，那种颠覆性的魅力，那种破坏性的刺激，那种重构之后的新颖，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惊喜和全新的审美愉悦的。我们看到，刘进安非常善于在人们并不留意的现实生活中去捕捉表现的素材进行创作，如《看美国大选》、《静物》等，他在那里反复徘徊、驻足、延展，缓缓地打开了世界之门，这体现了他丰满的艺术灵性和驾驭笔墨的良好素质与悟性。
近一时期的新作，表明他更侧重于对语言隐喻功能的关注，无论是对时间还是对空间的处理，都常常以多维的非逻辑性原则，使文本具有应有的抽象性和象征性，去构成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具有荒诞意味的意象和人与物的空间关系，基本上处于多维度、重叠、交错的时空之中，在不合理中完成了对“物”与“我”的本质性表达。
把所有的创作意图与艺术取向，都统归在与世界对话的总题之下，使得刘进安的水墨作品文本结构的设置与笔墨表达始终是严谨的。我们看到了潜隐在笔墨语言背后的无限的艺术张力。如《看美国大选》就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件尺寸巨大的作品由于人物关系在平面化的构图内设置得过度密集，人物的身份又各有不同，再加上庞杂的前因后果和“言外之意”，使画家在事件选择的出场过程中进行庞大铺排，为笔墨语言与结构设置，甚至情绪渲染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忽略人物的各个细节、表情与个性，在无序的时空交织与人物的错叠中，建立一种无序的秩序与结构，在散漫和凌乱中建立一种运动感与氛围。
个人的世界
在水墨画从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中，个人、自我曾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指标。因为，这里的个人、自我，既有历史的连续性，又带有历史主题的反省性，同时，又处在“全球化”的综合语境中。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化”不过是拒绝普遍性定义的创作实践，是相对于群体化、思潮化的更为重视个体感受力和想象力的话语实践。百年来的水墨画史中已经产生了黄宾虹、林风眠、齐白石等以“个人化”艺术风格为代表的先驱人物，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某种程度上标志了对个人感受、个人想象力的重视，离开了无个性、无想象、无风度的共同主题，突出了水墨画艺术的个人具体承担方式，即在以个人的方式包容体悟世界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我倾向于认为，作为新一代画家的刘进安，其作品体现了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孤独”感，即一种少有的深思气质，特别是他所面对的题材，多是与个人记忆及人生经历相关联的：他的那些不甚明晰的人物头像，尽管不特别注重五官、神态与结构，那些信手挥之的玉米地、棒子秸，乃至那些取材自燕赵大地的静物与风情，似乎都带着一种生命创伤的感悟和想象，让人联想到悠久绵长的燕赵大地对艺术家及其艺术的孕育与滋养。这是不容置疑的，没有这个质的孕育，画家不可能产生这些充满生存感悟与人生哲理而又洗却铅华的作品。
艺术作品中的世界的某种意义是，不在时空之中而在画家对时空的意识之中，即对人在广阔时空和物构关系中的命运与际遇的深入发现和想象。有了这种意识做背景，无论你以“世界”作为对象，还是以“个人”经验为题材，都可以获得世界感。因此，那粗放而不失节律的线条、那自由挥洒的墨色叠合、那被扭曲与错置的空间，在表现平凡而负重的人生世界时，饱含多少值得追忆、珍惜又为之茫然的东西……这一切，都被用以面向更复杂更个人性的内心记忆和情感世界。
刘进安的这些作品，恰是通过具体的个人角度、个人记忆、个人趣味和想象方式，把社会、历史、人生具体化了，从而归还了其血肉之躯，展现其多元格局。这种实质上的丰富复杂性，在其内部，确实是一种无中心但有主流的结构，而水墨绘画，亦不必“天真平淡”、“含蓄飘逸”，它也可以是个人的某种感怀与对话，甚至可以是保存个人记忆和文化想像的某种方式，它们都是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与渠道。这样，我们便能理解刘进安作品中那种创伤性的记忆所独具的意义。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登上画坛的刘进安，便以一批表现北方农民的头像而引人关注，这批头像像他本人一样，透出一种沉默和坚韧，由此延伸开来，刘进安的水墨画愈加显示出在价值失重时代进入了心灵和语言的世界，把他对生存世界的理解转化为水墨意象和想象情境。而所谓的把“世界”之大具体化为“个人”经验，不仅仅是获得了最个人化的想象方式，有效地把具体素材——棒子秸、陶罐、农民头像转化为艺术的意象和结构，这同时也意味着意念与语言的到位。《丙子水墨》在继承了古典水墨的宁静与含蓄的同时，又体现出画家一贯的从容，让人在充分分享对象的素质时，又有极深的主体领悟，在宁静凄美中去想象世界。
在某种意义上，刘进安以笔墨去处理的是个人记忆的经验，也包括人生创伤的经验。这些经验被形式化、笔墨化处理之后，产生了宁静反观的意味，以“问离”的空间去逼近意象，达种类似“他者”的想象方式使画家获得了想象的自由和语言的解放。刘进安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具体、平凡、朴素的生活琐小题材与有关世界宏大主题进行对话的可能性，他似乎要以自己的方式——艺术的方式，努力挽住人生境遇中偶然的、个别的、瞬间的东西，挽住具体情境中的“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的发现与感动，见证当今世界格局的多元性和人类情感的血肉感。
在当代绘画格局中，刘进安坚持以个人心情、个人感受、个人方式去回应现代世界的宏大场面，探索着自己的艺术理念与艺术表现方法：在多元的当代世界中坦然承认现实和自我的不完整性，统一把握和还原的不可能性，因而立足于每一个境遇的交流性、过程性，把后现代语境中统一把握的世界不可能性，转变为个人文化想象力和自我建构的可能性——以个人立场和具体情境的对话，留下观察、反思的印记，从而在失重的语境中探求标准，在混乱的设置中凝聚素质。
如果说早期的刘进安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笔墨的实验，注重本体的回归，将水墨话语表达从附加的社会因素中解放出来，完成了一次文本的革命的话，那么，今天可以说刘进安的水墨文本的实验旨在划清古典与现代之间的界限——作为一种悖反的情形，水墨自身有时确实在不经意间模糊了古典的抒情与现代的激情之间的界限。刘进安的近作《正面男人》，告诉我们现代意义的荒诞感，如何在笔墨中存在与变形。就笔墨状态而言，《正面男人》基本上放弃了表达，确切地说，他根本就没打算表达，而是笔墨意义的扩张，以逆向的笔墨方式，让人感受到现代艺术的气息。
在《正面男人》系列作品中，如同《看美国大选》一样，其文本成为与时代对应的象征物，这个象征物的多义性和零碎性、随意性，又恰恰是对这个时代的讽喻。在《正面男人》、《看美国大选》等许多作品中，那种笔墨实验带来的无法界定的质地，那种难以言说的内蕴，那种远非笔墨所能捕获而又仅可通过笔墨去体悟的状态，以及由“支离破碎”造成的不同形态的语言之间的碰撞，文本的破坏形成的关于秩序的不安，随时都闪现着哲学式的表现和对一些属于当代人思想的探索。在刘进安这里，日常生活中稍纵即逝的情绪捕捉与固化，与其他异质的东西杂然相处，一派随遇而安的样子，它们形成了刘进安的艺术取向与风格。之所以获得如此结果，在于画家目前已经洞察了整个时代语境的内在质地——一种伴随着焦虑不安、充满激情与渴望却又喧闹无序的状态。因此，上述作品的着眼点不在人物与事件上，而在“秩序”与“空间”上，因而在很多情况下，画家放弃了时间性，而是更多地以耐人咀嚼的延宕在空间性关系上上下展开。不仅如此，在此过程中，作品表达了对笔墨表现本身的质疑，探讨语言的主体表现如何成为可能，这正是刘进安作品的意义所在。当然，由于过于强调这一意义而牺牲了水墨的抒情性、含蓄与流畅的感性特点，对刘进安来说也许有所值，因为他完成了一次对水墨表现困境的清理与解决——画家作为笔墨的实验者是引人注目的，他自己就是一个角度，又是一个参与者，他表现着，又阐释着和更改着水墨文本的进程和结局。
这是一个从事实层面进入价值层面的过程，对画家而言，他进入的其实是一个新的想象世界；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把事实带进深邃之中，因为事实后面还有事实，那些被事实世界拘泥而失去了价值想象的画家，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被事实湮没，他的作品也很快会沦为生活的赝品。回眸艺术史，哪一个大师、巨匠不是同时向我们呈现事实世界和价值想象世界的双重景象呢?以此来观察今天的世界，可以说，从现实看，这是个所有的人都无法逃脱的无序世界；但从价值看，这却是个使生存自觉的人失望、焦虑却反而因此而有所作为的世界——谁都知道，能表现出后一种世界景象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时代的代言人，成为优秀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