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群：从“绝对原则”到“ 后乌托邦之轻”
郭晓彦
从九十年代开始出现的被称为“全球化”的世界现象下的“东北”社会现象，与其说是“历史资本主义”（布罗代尔语）发展到“全球化”阶段的结果，不如说是“后社会主义”，或借用德里克的定义，“后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后文革（以及后改革？）——这个模糊时代的特产。 当今世界的变化与其说是资本主义扩展变化的必然，不如说首先是社会主义世界变化的结果，至少，离开前苏联的瓦解、前南斯拉夫的离析以及中国大陆政治和经济文化政策在80年代末的急剧变革，资本全球化及前经济和军事权威的绝对化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如果从“后革命”的角度看“全球化”那么因特定的改革政策而剧烈影响下的可以说直接体现了“全球化”在中国和亚洲这个领域特殊的方式和进程。在这个特殊的过程中“资本的全球流通”仅仅是故事的一半，而另一半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后革命”时代负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以及他们对“世界”前景的影响。
但“后革命”时代作为文化符号所负载的政治文化含义却不仅是“资本”之外或是“商品”之外而已。他们还代表了“后革命”的历史主体以及这个主体与“他人的历史”的遭遇。后革命主体位置——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文革”时代的主体——同时是资本史的边缘和社会主义史的残余。它可以同时容纳对资本的鄙视和对社会主义的嘲讽。它不仅对批判和体认社会主义的过去提供了辨证性的视点，同时也为生长于资本史内部的人们提供了想象“他者”、想象另一种历史的空间。
舒群从80年代始一直是坚持进行严肃的文化思考的艺术家类型中的典型代表之一，舒群认为建立一种新的时代“知识共因”来理解和进行文化批判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课题，还同时是一种分析批判意义上的阅读策略。其在‘85期间创作的《绝对原则》，表达了某种知识分子式的理性的、冷峻的思考，“面对一个虚无，一个无限的虚空，一个看不见底的一个虚空，直至将民族的书写提升到抽象的高度。”（舒群语）舒群在日后的访谈中谈到，当时他们主要是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时代结束了。那就是以伤痕、乡土为代表的那种天真的、素朴的，同时也是简陋的（后文革）认识论已经可悲的退化了。新的历史文化情境要求艺术家必须呈几何倍数地扩展他的认识论视野和发展其批评判断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舒群推出了他的“理性绘画”及其文化批判纲领。虽然对文化批判、文化进步等权重性的追求和急切表达，使这些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哲学观念的“图解”，但他的作品指向明确、意求构筑“新美学”的态度仍表现出一个严肃艺术家在面对重大历史变动时刻的思考深度和能力。
在近几年重新创作的《工农兵》系列中，舒群意图提示一种“文化现实主义”的文化批判态度，舒群援引本雅明的观点：“一张照片可以制作出许多照片来；去质疑这些照片的‘可信度’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在舒群看来，图像已经成为消费社会日常生活的最终形式。在此意义上，舒群信奉波德里亚有关“二手真实”的宏论：“现实已经被‘超现实’所取代，在这里，符号和它们所再现的东西再也没有什么联系可言。真实的事物迅速地‘灭绝’，对它的再现和复制正在将它‘屠杀’。”“对真实的那个定义已经变成：有可能给出等效的复制品的东西。”舒群以一种“重塑”塔萨代人的姿态“重塑”了文化或符号意义上的“塔萨代人”——“工农兵”。舒群说：“我们今天的问题凝结在‘二手真实’之上！”
在《毛话语：一个轻于乌托邦的未来文化方案？》（工农兵系列）这个主题下，舒群推出了他新近的思考——对乌托邦及其文化遗产的批判。
舒群艺术的主题始终和乌托邦观念相关联，舒群赞同詹明信的观点：“只有更为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内驱力才能与种种宗教冲动相抗衡”。
从最初的“理性绘画”到“象征的秩序”，舒群的艺术虽经历了不断的解构与嬗变，但作为其核心观念的乌托邦精神却贯穿在各时期作品的深层语义中，从《绝对原则》系列、《涉向彼岸》系列到《绝对原则消解》系列、《四项基本运算》系列、《文化pop·崔健》系列；再到《同一性语态·宗教话语秩序》系列、《同一性语态·一种后先锋主义？》系列；最后到《工农兵》系列、《象征的秩序》系列，乌托邦观念一直是舒群艺术创作的基础语法。
舒群认为艺术写作正如尼采所说：“是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因此，其一直将自己的艺术写作视为文化批判和社会批评的战斗武器。与众多当代艺术家把批评的视点聚集在社会事物的微观层面上不同，舒群更多地关注的是对世界文明史的总体纲领的批判；是对社会管理的总体规划的批判。
舒群认为世界诸文明都有自己的乌托邦精神，乌托邦精神在根本上就是一个民族的思想史，一个民族的叙事知识及其愿景。舒群认为正如伏尔泰所说：“了解前人是如何想的，比了解他们是如何做的更有益”。经多年研究舒群发现各文明在发展自己的思想传统的同时也相互渗透，相互混杂，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文明绵延生存至今，并且充满活力，而有些文明则在因袭固守中被淘汰了。
纵览世界文明史，汤因比所谓“二十一种文明源头”至今仍然保持活力并拥有强大变革能力的文明也不过只有三、四种而已，而这所谓三、四种最具表现力、甚至占据支配地位的，无非就是哲学界所说的“两希”（希腊、希伯来）！以及目前越来越显示出其未来学价值的“华夏文明”和“印度文明”。
舒群认为乌托邦这个概念在根本上讲是缘自两希文化逻辑的，而两希文化从肇兴伊始至今已彻底征服世界从而成为所谓全球化文明，但是两希文化自称霸世界以来却逐渐暴露出其在词根上的缺陷，这个缺陷被德里达名之为“逻各斯中心论”；被德勒兹名之为“辖域化”；被阿多诺名之为“同质化”。
舒群的近作《毛话语：一个轻于乌托邦的未来文化方案？》（工农兵系列）意在提示在经典的乌托邦话语之外，毛泽东时代为整个世界提供了某种轻于乌托邦话语秩序的乌托邦表达。所谓“轻”是针对“两希”之《理想国》的“重”而言的，西方话语从“理想国”到“上帝之城”；从“上帝之城”到“乌托邦”；从“乌托邦”到“合理化铁笼”（马克斯·韦伯）；从“合理化铁笼”到作为“媒介全景”的“景观社会”，西方乌托邦话语秩序无不表现出其确定性逻辑的“致命的形式”（波德里亚）。这一致命的形式已经使世界缓慢地均质化、石化、铅化。一种明确无误的形式只适合无生命的东西，而社会是人类栖息之上的生命家园，对人来说，确定性永远不能成为其本性。
在毛泽东时代，劳动成为一种艺术形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愚公移山”；“乘风破浪地建设社会主义”都成为典型的兴奋罩的作品。于此舒群看到在非逻各斯中心论的东方语式中，有可能产生一种超越逻各斯中心论之局限性的乌托邦话语，舒群名之为：后乌托邦话语。在此种或类似的东方叙事文体中，蕴藏着针对两希话语之局限性而言，某种可以产生解辖域化之效能的“亚洲之光”。
约翰·拉斯金说：“没有劳动的人生是罪恶的，但没有艺术的劳动是野蛮的”。这句话，前半句是新教伦理箴言，即典型的两希话语逻辑，后半句却赋有后现代色彩，即超越两希逻辑的某种表达。舒群认为《工农兵》所提示的话语逻辑正是这样一种超越两希的逻辑。一种艺术化、游戏化的文化态度，这种态度深深地植根于毛泽东时代“劳动”这一伟大命题当中。
画面上依然是我们精神熟悉的那些“曾经的现实”之图像，但在这里完全是艺术家用来进行自我思想反省和进行主体重建的思想“工具”，而并非对此的还原；一方面是艺术家面对时代命运的理性态度和构建精神场阈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其整合和修复身体思考力度的愿望，提示着我们的思考如何超越感性与理性，现实与幻像，主体与客体的词语羁绊，生发更主动及多意义的对于现实的感受和认知，并由此新界面的产生而获得形而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