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威理性到交往理性

                         ——舒群

    自从三十年前我在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上读到柏拉图的“理式”或“理念”这个词汇，揭开西方思想史之谜便成为我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岁月中，通过宗白华、李泽厚，更使我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时值80年代中期，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已如潮水般涌入国门，《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通过这些读本，我和我的艺术伙伴任戬已经强烈感到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中国，神秘而古老的中国已经无可挽回地将要失去它的“绿树红墙”和“鸟语花香”了。在巨大的内心冲突中我创作了《绝对原则》，而任戬则完成了他的《元化》。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们共同发起了“北方艺术群体”……

    在《绝对原则系列》中我不断重复着哥特式教堂和十字架符号的绘制，迷恋于此对我的大半生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

    大约从90年代初，我开始系统阅读西方思想史、西方现代哲学著作，经历了从康德、黑格尔到现象学、分析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四大现代哲学运动的跨越，并通过对如下思想家思想个案的特别研究获得了对西方思想史理性主义之维的深入了解，他们是：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笛卡儿、康德、黑格尔、卡尔·马克思、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多诺，最后通过阅读马克斯·韦伯、波德里亚和哈贝马斯，我终于完成了最起码对我个人来说的思想史探秘的历险，最终我发现了西方思想史的演变轨迹，这也许本就是它的内在逻辑——从权威理性到交往理性。

    在此基础上，我又发现80年代令我着迷的东、西文明比较研究的课题亦因西方思想史谜底的揭开而变得迎刃而解了。为此我发现所谓东、西方文明者，无非四大宗教而已，东方，我称之为“中印文库”；西方，我称之为“两希文库”。两大文库囊括四大宗教，两希：美的宗教（希腊）、受难的宗教（希伯来）；中印：逸乐的宗教（中国）、寂灭的宗教（印度）。

乌托邦的重构有赖于这四大宗教文明传统的有机综合，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将成为发展这种综合的实践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