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和理性

高名潞

我是在1985年11月底认识的舒群，有一天，他到北京东四八条的《美术》杂志社找我。舒群的眼睛炯炯有神， 他说看到我在《美术》和《美术报》上发表的文章，很认同，故来结识。我们一见如故。我看到他带来的北方群体的作品和文章，也很兴奋。后来，就在我所执编的《美术》杂志上登了两版北方群体的文章和作品。那时候，这在《美术》是破天荒。但是，一天当我正要把这期杂志的清样编好，马上要发到工厂去印刷的时候，主编下令拿掉这两版。 这让我至今仍觉遗憾。后来，陶咏白先生在美术报上发表了北方群体的宣言和作品。　

舒群无疑是85美术运动中最重要的闯将和先锋人物之一，但是，和别人不一样的是，舒群好像是运动激情的发动机。那个时候，我们常有聚会，只要有了舒群，那就有了生命表情。舒群的主要影响可能不在艺术图式方面，而是在理念的宣扬和积极的社会活动方面。舒群是北方群体的创建者，但是舒群在85美术运动中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一个群体的范围。舒群是一个精力充沛、永不休战的宣传家和活动家，是85运动的“戈培尔”。1986年和1987年是舒群最活跃的时期。1986年四月，我向全国油画艺术委员会推荐了舒群、张培力、李山代表85群体参加“全国油画艺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我用幻灯片的形式介绍了85运动的群体。这种幻灯形式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有效便捷的传播方式，于是舒群把这个想法带给了正在珠海画院工作的王广义。1986年夏天，舒群、王广义到北京来找我，此后我们一起组织了珠海会议这个85运动的首次群体大聚会。

1986年也是舒群在体制任职最困难的一年，几次调动和易职，均告失败。我在内蒙古时的一位右派诗人朋友平反回到北京，在文化部的一个刊物任主编。我介绍舒群到那里工作，记得舒群没呆多久，那位朋友和舒群双方均向我诉告如何不爽。1987年四月，原计划全国农业展览馆开幕的第一次现代艺术展的活动因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所取消，于是我就想把这段历史写出来。于是拉出一个提纲，又邀请了周彦、王小箭、王明贤和舒群等一起编写这部85群体的书。这时舒群正好刚刚调到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作编辑，于是他说服了社长出版该书。后来，农村读物改变主意，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则把这本书列为丛书之一，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舒群跑前跑后，张罗联系这些出版的事，做了很多无名英雄的工作。那时，艺术界和哲学、文化界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而舒群在所有的新潮艺术家中，对哲学和文化问题最有激情。也正是在这个出版和编辑过程中，我们和哲学界的李泽厚、周国平、甘阳等学者加强了联系，结为友谊。我们曾有过无数次聚会，那时的聚会不是今天意义的派对和饭局，而是“雅集”。辩论、读诗、喝酒、唱歌。当然，雅集也不乏疯狂和喜笑怒骂，而舒群总是我们聚会的发起和导演。

舒群是85运动中理性绘画的最有力的代表画家之一和最积极的鼓动者，可能在图式的创造和影响方面，他没有王广义、任戬、丁方、张培力、谷文达等人更有影响力，部分原因是他在写作和社会活动方面花费了很多精力，按他自己的话说，他并不屑于做一个画家，而是要做一个思想家。所以，85时期的舒群是思想大于图式，精英至上，绝对原则，对不同观念决不妥协。他藐视“羊群”（大众），崇尚和自诩为“超人”。这些都受到了尼采的影响。在八十年代，由于社会普遍对知识和文化崇尚，这种精英主义的绝对性能够存在， 甚至对大众形成一种权威力量。北方群体的崇高和纯粹性正是来自这样的超人哲学。北方极地（北方冰冻大地）作为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就像丁方的黄土高原、毛旭辉的红色热土一样都不过是一种文化或者生命至上主义的象征。北方、西北或者西南已经不是地域，而是文化肌体和生命力。舒群在他的文章中所倡导的阳刚、向上、反个人、反琐碎、反唯美纤弱已经不是一种风格趣味的问题，而是时代精神和现代性的价值标准。

在我们书写85运动美术史的时候， 舒群的“绝对性”有时会排斥理性思潮之外的艺术现象。 我多次试图从艺术史书写的角度，而不是艺术家创作论的角度说服他，很多时候，舒群深感压抑，甚至为那种“全面”和“妥协”而嚎啕大哭。然而，九十年代初，他也在很短时期内画过一段解构性的“加减乘除”和书籍招贴之类的“波普”油画。但是这终究不是他的内在本质，于是九十年代中期也曾作过一组本人参与的、有点儿像少先队宣誓场景的行为录像，似乎仍然坚持张扬一种理性的崇高的精神，他大老远从北京寄到美国，给我看。但是，在九十年代初的到处充满调侃的艺术情境中，那种集体崇高好像离人们已经很远，甚至引起人们的惊恐。我曾经在北京听到有的艺术家问我，“舒群要干什么？”听口气好像舒群是在搞纳粹一样。

九十年代末以后，商业时尚的波普充斥每个角落。有一次，舒群在重庆给我看他画的（实际上是临摹的）一些文革中红、光、亮的工农兵“写生”头像。我顿时觉得舒群怎么也搞起时尚了，就对舒群说，“完了，往日的绝对原则也堕落了。”舒群忙向我解释什么，当时听来，也有些道理，但是终归觉得有些不靠谱，有点儿功利味道。可是转念一想，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呢？所以，对自己的直言，也有点自责。近来见到舒群又回到他八十年代的那些冷峻抽象的以建筑为象征的绘画风格，心想舒群还是舒群。骨子里是什么还是什么，装也装不了。

舒群能够在成都西南交大任教长达十五年之久，而且教授美术史，让我大跌眼镜。他居然能够在成都呆这么久？想到当年武汉群英会，舒群是多么了得。可今天在成都，好像隐居。要不然就是因为教师有言说的平台，而言说正是舒群不能缺少的。不能向时尚大众言说，就干脆向知识大众言说。“知识大众”是舒群创造的一个词儿，专指大学生和文化爱好者。另一方面，或许舒群天生就有喜欢孤独的一面。在成都，大概能和舒群说得来的不一定很多。“喜欢孤独的人不是神，就是野兽”。不管舒群是哪一个，总之都还是有灵性的。

舒群的性格是一个矛盾体，执著冲动和妥协随和，理性激情和实际功用自然而又不假修饰地绑在一起。无论怎样，舒群是一个懂得爱的人。爱是一种宗教感，不是江湖的义气。后者更多的是给予和被给予的社会关系。而真正的爱是超越功利的。舒群可以做到对朋友爱得痛苦乃至哭泣，但是在一般标准看来，舒群不免有时显得愚钝和不和时宜，并不精明。但是，我认为这正是舒群的可爱之处。在一个一切都太成熟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些“不成熟”。　

最后，有个涉及到我和舒群关系的传闻，事情的缘起是有人在谈到我在1986年发表的“理性绘画”一文时，说“理性绘画”的概念是舒群先提出来的，言外之意好像是我从舒群那里拿来的这个概念。我想在这里简单澄清一下这件事，无关我们个人之间的事。澄清的必要性在于它涉及到当代艺术史的问题。首先，这种传闻八十年代没有出现过，到了九十年代才出现。其实，传言者只要认真把八十年代的发表物进行考察，很容易找到“理性”“理性主义”和“理性绘画”的概念是怎样出现的。1985年，我连续在《美术》、《中国美术报》、《文摘报》和《走向外来》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提出理性和理性精神的问题。比如在《今年油画发展的流派》中首次提到了“理性主义”，用以批评后文革的风格主义现象；在《三个层次的比较》，《当代艺术的群体和个体意识》等文中提到了国际青年年美展和85年浙美、央美和川美毕业生创作的脱离旧现实主义的理性倾向。在《新洋务与新国粹》中提到了中国当代文化需要“理性精神”的问题，在《中国画的历史与未来》一文中批判了元明清以来的个人表现，赞颂了北宋山水画的理性精神，讨论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大师们如何逐步丧失了理性追求，殊途同归到传统审美表现的现象本质。这些论文都是在我还没有认识舒群的时候发表的。我认识舒群是在1985年底，那至少是１９８５年11月份以后的事。 而且那个时候，舒群的文章还从来没有在国内艺术理论界发表过，传播过，怎么能说我是从舒群那里拿来的概念呢？

概念的延续使用说明了一个人的理论和思想逻辑。从“理性绘画”到“极多主义”再到今天的“意派”是一个合逻辑的发展。我在１９８５年不断提出“理性”这一概念，因为它是我的批评和思想的核心关键。理性的概念与我对80年代艺术现象的跟踪和批评紧密相连，而且也和我对传统的现代性转化的思考紧密相关。所以，无论是从现实还是抽象的文化讨论两方面，都和我的理论道路紧密相关。1986年第一期的《美术思潮》，我发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从批评后文革和第六届美展出发，更明确地提出了理性主义应当成为新时代的理念和方法。1986年四月我发表了《85美术运动》的报告，这是85运动首次出现，而且首次把85运动分成理性之潮，生命表现（后来在85美术史中我改为“生命之流”）和观念及文化活动三部分。而我在1986年8月号发表的《理性绘画》则是顺理成章地对理性艺术的全面概括。“理性绘画”无论是从这四个字的整体概念，还是从这个概念的发生发展方面，都是我提出的，是我的理论逻辑的自然发展。当然也是对所有这类杰出艺术家，包括舒群的思想和作品的总结概括。有关这方面的讨论，有另外撰文，不在这里赘述。我在这里谈我的批评逻辑和理性绘画的关系，也是要澄清我和舒群之间关系的误解。澄清我的逻辑，不等于贬低舒群的思想魅力本身。如果我们谈概念传播，从历史学的角度，概念的历史就是艺术的历史本身，其中一个关键是，概念必须在传播之后才具有历史有效性。

第二，关于谁提出“理性绘画”这个概念的问题，不但关系到个人的理论（不论是纯粹理论批评还是艺术创作论）发明的事实问题，还涉及到一个大的历史环境和上下文的问题。从这一点讲，无论是舒群、丁方、我还是别人都被一个时代感悟所连在一起，无论谁先走入传播，我们都是一个整体，尽管角色和角度不同。比如，即便在创作方面，丁方也是理性绘画的中坚和开拓者之一，丁方在倡导艺术中的“黄土文化”和“西北精神”等方面甚至不一定比北方群体的北方文明晚，他早在乡土写实的盛期，就已经开始从理性的角度对乡土风格进行了反思。甚至，更宽一些。在哲学方面，关于儒家的实用理性的讨论，基督教和道教理性和非理性区别在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中都有讨论。所以，“理性绘画”是一个时代，一代人，他不专属哪一个人。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既是在谈历史事实，也是在讲精神超越。而“理性”也不会再回到它原先的哪个起点，它有了新的变体。

在舒群举办第一个个人展览之际，我用这篇不严谨的短文向他祝贺，祝贺展览成功。此外，仅以“友谊和理性”为箴言，让我和舒群共勉。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日于匹兹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