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崇高—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旅行

文/舒 群

当生活本身的教益已让我们感到无话可说的时候，硬着头皮去写一篇随感真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能有机会与李泽厚老师这样的思想大师一起专心致志地侃形而上却是我多年的梦想，如今它已变为现实，我当然不能对此无动于衷。

先从这里说起吧，18年前，我在鲁迅美院读书，消息灵通的同学来告诉我，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出版了。

我们班总共有16人，我们拼命地学习，一天14个小时，除吃饭，睡觉，上早操，几乎把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差不多每人手上都有这样两本书，《邓肯自传》和《美的历程》。《邓肯自传》是我们用来了解现代人的窗口，《美的历程》则是我们用来指导艺术实践的圣经。那真是一个令人精神振奋的年代，每一个学生都有同样的抱负：要把画画得比别人更好，书比别人读得更多。我们这个班的精神真像是从军队里学来的。

这种精神在我身上一直保持到今天。有时我常常想，如果换个地方，欧洲或美国，我早该做出一番扎扎实实的大事业了。但在中国不行，仅仅为了克服一种错误观念，最聪明的人也要花去半生的时间。

对我而言，前半生的经历就是这样的经历，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与错误意识做斗争上面，因此我前半生的生活内容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批判。

1984年我有幸借到一本《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复印本，从此，我的人生道路改弦易辙，追求做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变成了我的最终抱负。在此以前我读书是为了画好画，而这以后却是画画是为了传播思想。那时我很迷信思想或换言之是理论的作用，以为可以通过正确的思想进行有效的沟通，于是也就可以因此而号召大家共同奋斗去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

受到尼采思想的鼓舞，我显得相当自信，从不怀疑自己占据着布道坛居高临下的地位。

这种幻觉支持着我生活了10年之久。在这种幻觉的支持下，我绵延在海德格尔的词语世界里，一边感受着词语本身的魅力，一边尝试着把自己的“理论”套上去。这个时期我写出来的东西真是玄之又玄，但这种玩弄语词的游戏的确让人陶醉。

这种情形因为一次讨论被打破了。

1991年年末，吕澎来武汉，武汉理论界和艺术界的代表前来会面。那天是在我家，饭后，吕澎发表演讲，黄专和祝斌奋起抨击。因为我和吕澎在阅读经历上比较接近，都属欧陆一派，我便站起来帮助吕澎说话，于是就参与到这场论辩中去。在论辩的过程中，我惊讶的发现，他们的进攻总能击中我的要害，使我动弹不得，由此我开始反思：是我错了吗？

带着这个问题，我开始到处搜寻英美哲学的中译本，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以及卡尔纳普的著作，我都深入研究。于是我在主观意志之外看到了更为强大的外部世界。

阅读英美分析哲学给人感觉明快清晰，或许是此时我正需要从欧陆思想那种繁冗沉闷的气氛中解放出来，初读罗素的书，简直令我耳目一新。他对浪漫主义略带调侃意味的批判让我茅塞顿开，由此，我学会了绕到剧场的背后看问题的方法。

这种怀疑主义的思考使人感到畅快淋漓，自从学会罗素那一套批评方法后，我的论辩就几乎变得所向披靡了。假如哲学确如古代哲人所说，分环内和环外两种，那显然还是站在环外看问题更清楚些，至少就人间事物而言是这样。

但是，或许没有犯过错误就不知错误为何物。我抨击浪漫主义者，所以感到特别痛快，正因我过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浪漫主义者。

似乎做什么事都不会一帆风顺，分析哲学给我带来的觉悟并未彻底铲除我的理论幻觉，因此，尽管我滔滔不绝，妙语连珠，却从未被什么人认真对待，包括那些令我钦佩的批评家和艺术家朋友。

这种情形曾一度使我深感愤怒，我在心里骂道：这些儿子真他妈混蛋，他们对我提出的问题不屑一顾，恐怕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没有真正的学术真诚。

在这种心理背景的作用下，我开始构想重新掀起一场声援理想主义话语的运动，就像当年呼唤理性精神，策划“’85美术运动”那样。

1993年我在《当代艺术》上发表论文《谁是自由的敌人》。

1994年4月我在武汉大学举办了占校园面积三分之一的行为艺术作品《舒群新理想主义艺术作品第一回展》。

同年8月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论文《后现代不再是自由的守护神》。

所有这些举措在90年代的画坛和人文领域就如同在海里扔下一块石头，除了我自己听见了声音，没有引起任何回应，哪怕是一篇批判文章的回应。

1994年7月份前后我把这次行为艺术活动制成录像带带到北京，在圈子里边放了一次，那晚老栗带队，王广义主持场面，刘炜、王劲松、宋永红他们一大帮都来看风景，在我的邀请下，陈晓明、格非也到了场。录像开始播放，老栗始终皱着眉头，后来干脆走出了房间，刘炜、王劲松他们嘻嘻哈哈，老栗出门，他们也跟了出去。录像放完后，一个留着一撮头发剃光头的儿子跳起来抨击我的“作品”，格非也在一旁帮腔，只陈晓明一人换个角度为它作了一点辩护。不过，我也没有客气，把那儿子奚落一顿，论骂人，他跟我还不是一个量级。

但说实在的，这件事事后还是引起了我的深思。我怀疑大概对于自己的批评还不够彻底，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错，否则最起码我的工作应该得到认真的批判。同时我又怀疑是自己理论研究得不够，没有全面地、彻底地对文明史来一个严肃认真的批判，带着这种矛盾心理我选择了第二个答案。于是我又重读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卢梭、康德、黑格尔和各类宗教哲学。大约花了一年时间，我边读书边做笔记，带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雄心，我从柏拉图一直读到荣格。之后，一气呵成，写就了一篇洋洋五万言的《新理想主义宣言》。在这篇文章里，我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概横扫柏拉图以来一切古典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话语，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从卢梭到德里达，统统被我判定为退化的研究纲领而逐一给予猛烈抨击。

然而，当我写完最后一页哲学笔记，合上书本，走出书斋的时候，世界本身已发生了深刻而急剧的变化。它使我批判的东西连同我的批判一起都变成了陌生之物。90年代下半段，这些所谓体现崇高理想的人文话语已基本彻底失去了它们的所指，变成空洞的图像和声音。

我最后读完的那本书是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这本书的内容对我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我看来这本书所披露的情况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文科学结束了。各种理想的冲突使理想的概念化为漂浮无据的论点，词语的开放使意识形态转变为CI、广告词和无意识习惯，任何道德律令不过是个人为自己选择的游戏和CI而已，没有什么绝对性。正如《理想的冲突》所抄录的作家格言：

全看你在什么地点，

全看你在什么时间，

全看你感觉到什么，

全看你感觉如何，

全看你得到什么培养，

全看是什么东西受到赞赏，

今日为是，明日为非，

法国之乐，英国之悲。

一切看观点如何，

不管来自澳大利亚还是廷巴克图，

在罗马你就得遵从罗马人的习俗。

假如正巧情调相合，

那么你就算有了道德。

哪里有许多思潮互相对抗，

一切就得看情况，一切就得看情况⋯⋯

通过本书的浓缩，特别是弗洛伊德的观点让我获得了彻底的觉悟，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所谓的文化超我（我们说理想），其实是“一种以‘幼儿孤弱无依状态的吓人作用’为基础的错觉，那种状态原来求助于父亲保护，现在求助于天上的一位更加有力的‘父’了。个人一成熟，便否定自己的幼稚错觉；人类一成熟，就会认识到他们的宗教信仰乃是文化错觉，也须放弃。”他称这种错觉为“人类的普遍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弗洛伊德这些专消“下三路”的分析，真是杀伤力巨大，它使我顿开天目，懂得了“彻底的辩证法”。

这以后，我就完成了最后几页哲学笔记，并向朋友们宣布所有哲学问题都已最终得到解决，那就是：哲学什么都不是！

1996年初，我以在“语词的海洋里已彻底浮出海面”的自信投入了“新生活”。这种新生活的内容可以伯林的名句定义：“像出租司机那样，哪里叫唤，就奔向哪里！”

今天有幸与思想大师李泽厚在一起分享反省与批评的快乐，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没想到两年放弃“思虑”，并离开文化队伍的我居然仍对李老师的到来兴奋不已，而且对继续人文话题的争辩也毫不反感。这使我又一次看到了辩证法的作用，哲学解构了，但哲学生活还会令人陶醉，并悄悄地对人生发挥着作用。

（原载《自然说话》，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8月，第183–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