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画刊》采访
时间：2009年1月20日
地点：金源时代王克举工作室
【主持人手记】念大学的时候就听同学说起，美术系有一位非常朴实勤奋的老师，画乡土气息浓郁、淳朴多情的风景。他的画风我虽熟悉，画展也频频前去观看，但与王老师一直未曾相识。四年后来京读研，恰逢一个采访机会结识了王老师。他如往昔同学所描述的那样，富有山东人典型的热情豪爽劲儿，依旧有超好的人缘儿，学生们对他赞誉有加。
不同的是，他的创作空间发生了一个重大飞跃：由室内创作转向室外写生。难以想象这其中跋山涉水的艰辛，对此，王老师总是轻描淡写。他说，身处自然让他自由，能够找到亟待表达的感情。我想是这样吧，但是能不畏艰难地，寻求心灵自由的艺术家在中国毕竟为数不多。而这种方式的延续，是他之于艺术的执着精神所在。延续，如自然生灵，执着而完美。
位移
孙欣（以下简称孙）：王老师好，据我所知，近些年您一有时间就出外写生，很少在工作室当中创作，走入这种状态是从什么时候？是如何完成从室内到室外这样的一个空间过渡的呢？
王克举（以下简称王）：从一九九七年开始我进行着一种新的尝试：寻找把主观意识注入风景画的方法。当时尚未想到以后要主画这一题材，只是感兴趣。而一旦画开以后，就会发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那些偶发于画面效果之上的奇妙元素，使我执着于画面表现的尝试与探索。
开始的探索画面所呈现的面貌总是脱不开自然对象的束缚。打破和重建一个新的画面秩序，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需要克制自己以往的许多习惯。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画面构成的主动性以及视觉效果的改变让人心生快慰。从开始的三四十公分的小画逐渐到一米、两米甚至八米的大画，越画越大的同时，也养成了创作必须面对自然景色的创作习惯。创作的心情跟随天气的变化，外出变成了自然而然的生活规律。而工作室则成了修改、加工、深化和陈列作品的场所。
孙：实地写生对您艺术创作最重要的启发在哪里？
王：对我来说，室内创作经过翻来覆去的推敲很可能画出来完整，但不容易调动情绪。直接面对自然景色，容易引发强烈的表现欲望，会抑制不住地想去画。写生需要体力，需要吃苦，而这些特别适合我。它的艰苦甚至危险，诸多不便，在我看来都是一种释放。往庄稼地里钻，在山上跑，是我小时候经常做的事，有一种精神回归的感觉。
人物画曾经是我创作的一个兴奋点。但一到春天我就按耐不住自己了，也曾经有一种人物加诸于画面的设想，可一到现场根本就加不上去。春意的萌动，画面的纯粹，加上人物就显得不对劲，破坏了这种原生态的感觉。
“室外工作室”把人置于一种纯天然的状态，都说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但我认为必须强调一点，如何把自然的造型转化成绘画造型至关重要。其实在以往油画的教学上缺少这样的思考。中国人初习书法、国画都要先临摹，这是寻找高度、建立起点的过程，凭借这样的造型意识再去看待自然，已经是一种把对象经过整理后的观看方式。而我们现在学习西方绘画一上来就是写生，就把教学直接搬到大自然里面。因为我们没有优秀的油画原作去临摹、去欣赏、去研究。如果思路不是太明确，就容易跟着自然跑，把被动照抄自然当成绘画的目的。
延展
孙：在创作初期，有没有特别记忆犹新的情节？
王：87年在美院进修的时候很艰难。当时的毕业创作是《黄昏》组画共十二幅。那段时间在创作上非常投入，总是一个人出去写生，在沟边或是庄稼地，将自己置于一种孤寂压抑的状态中——心情决定画面情调。秋天照理应该色彩饱和、明媚灿烂，但是在我眼里却深沉而酸楚。当时的创作离不开对过往生活的回忆与寄托，再现生活的情景比较多。虽然那种再现已经是提炼与取舍后的画面，但是它依然是以生活经历为基础。《黄昏》组画之后，有种像小说家把过往经历的感情倾泻成文的感觉。后来有人建议说再画二十张这样的作品到香港、台湾去办展览。我当时心里就想：根本画不了。因为这些作品是画自己过去的情感，画完已然无法重现。
孙：您的《黄昏》组画，还有《晌饭》中情绪的呈现方式，是从内心向外一点点抽出来的，小心翼翼。而现在发生了一个转变，呈现出一个直接、明朗的姿态。
王：怎样使造型立体、浑厚、简约、生动有力，是我在第一次美院进修时所感兴趣的，是对单个物体立体造型的研究。这一阶段倾注了我莫大的心力，并在立体造型方面收获很大。真正的转变始于九五年考朱乃正先生研究生的时候，那时我通读《西方现代美术史》，开始真正了解现代绘画，这对我今后的发展影响很大。之后开始关注画面问题，比如人物的眼睛、鼻子、嘴加上投影、边线等因素，以及单就色彩、形状、深浅和虚实本身，会产生怎样奇妙的搭配关系。忽然发现，这些因素若抛开具体的形象，完全可以独立存在于画面中，产生一种新的节奏韵味和组合规律！
记得第一次画高粱的时候，惊奇地发现高粱会有那么多变化，那么多品种。刚长出来的，是一种姿态；还有没有长出来的，长大了就向下垂散的姿态；有的就像长满了芝麻粒一样；有的穗子很长。它们像人一样，都有性格，各有特点。姿态万千的高粱一时会让人眼花缭乱，但进入我画面中的高粱形象却是我尽情选择的结果，它们不会重复而各具风姿，体现着自然生命的美好节律。其实这算是我的一个持续创作的题材，每次都会从更新的角度去看待她。面对春天烂漫花开，抒情的趣味翻涌开来，马上就想如何把这种心情表现出来。我相信每位画家在画画的时候都胸有成竹，不必刻意去想。而创作初始，更多的是探索画面的表现手法、力度、色调等等问题。情绪和心境则是随着绘画掌控能力逐渐融进画面去的。这个过程很像学习书法，一开始没有情感，单就描红、临帖，但到技术成熟之后，个性特点情绪会自然出现。尤其行草虽然看不懂却能感受到其中的心绪起伏。又如中国画竹叶的程式化画法，三笔怎么画，四笔怎么画都有定式，竹叶一定要错落有致、疏密得当，这些都来源于审美习惯。
孙：早期您也有写实的创作，但后来转入“表现”以后，就一直在这条路上往前走。这么多年来，遇到过一些表达方面的困难吗（诸如语言、风格、题材等等），遇到问题的时候，您是如何去突破它的？
王：学写实绘画有很长时间，会不由自主地按照自然形态去表达，画着画着就会陷到自然对象当中。创作过程当中，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怎么把自然对象的形色转换成绘画视觉表现的语言，使其内在的表现力和情感表现更符合视觉感知。如果生硬地“为色彩而色彩、为造型而造型”，固定于某种色调或者某种形式，反而有种机械制作的感觉。它应该是跟随瞬间情绪、内心情感，特定环境下流露的自然而真诚的抒发——气息是可以被人感知的。画面空间与表现形式有关系，寻找一种恰当的形式，达到感觉是、又不完全是的效果其实不容易，要经历一个艺术化的选择与提炼的过程。
视域
孙：时下不少艺术家会选择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借助画面去提一些问题，表达个体对于政治性、历史性以及流行文化、消费主义的关注。在您的作品中，更多看到的是一种带有审美倾向和个人情绪的思考。
王：我现在关注，或者说特别想要了解“中国的东方文化精神”，它对我来说很神秘。比如“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我想努力地深层次地去了解她，希望在自己今后的作品中对它有所呈现。借用西方油画的原料，隐现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在我看来，水墨画油画，只在所选材料上的差别，表达的深层母题则是趋于统一的。
孙：也有不少人那些挖空心思去在图像和观念上做文章，捕捉艺术当代性的同时弱化对于绘画语言本体的研究和思考。您是如何看待艺术的当代性问题？
王：怎么有个性、怎么有民族特色等等，我都没想过。美术界曾有一段时间强调个性化表现，使得不少人停留在外在形式上思考问题。我觉得表达自己真实感受想法，才是凸现艺术个性的根本，只要这个想法是发自内心的，画出来肯定是具有自己特点的作品，人与人的想法追求都不一样，同样的对象由于着眼点不同，作品会大相径庭。很多人对比我以前具象写实的作品所呈现的较为厚重深沉的面貌和后来色彩斑斓的画风，感觉不可思议，认为这些洋气的画面不像我（的风格）。因为大家习惯性地认为最像我的就是那些黑黑的风情画和圆圆的人体画，像我本人，也像我的画风。这些我都没有去想，就是有现在这样的想法，就去画了，并且画的兴趣不减。画面或许一开始感觉轻巧单薄，那是一个对新领域初涉的阶段，我想，最终画面所呈现的表现力、感染力以及厚重感的积淀，是画面视觉经验不断积累与情感相融的过程。
孙：一个优秀艺术家的标准是什么？
王：不好说。但一张好画会让人真真切切地为之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