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艺术创作是个人化的行为，没有既定的成规，但也不是无章可循。正是由于艺术世界无穷尽的可探索性，才使得艺术如此千变万化。艺术需要激情和感觉，它带给你瞬间的灵感和顿悟，可以说激情是引导创作的开始。不过，我认为理性地思考也同样不容忽视。不同的艺术追求会使画面的效果大相径庭。

当我确定了一个我感兴趣的表现主题或对象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突出它的特点。如何牢牢地抓住当时当地的感受，并特别注意针对不同景色的感受采用不同的表现手法，同时探索新的绘画表现语言。就个人的创作经验而言，我遵循“变化中求统一”的作画原则。这种“变化”依托于各种各样的对比关系，如强弱对比、虚实对比、形色对比等构成画面的诸多元素相互之间的关系。我在作品《春的气息》（1999年，140×120cm）中就充分考虑了各种对比关系的运用与“春的气息”这一主题之间的关系。画中梧桐树的枝条在风中舞动，和淡雅静谧的画面气氛形成动与静的对比。浅灰色系的同类色关系（如绿色系的走势和安排在画中的协调作用）是产生画面整体气氛的因素，枝条有轻重缓急的线形变化，和背景中房屋轮廓线的笔直形成对比。画面中小面积红与绿的补色对比在大面积的淡灰色对比中更加夺目，这个地方既是画面色彩纯度最高的部分也是线条密集处，同时黑白对比最强的色块也集中于此，我把它称为“画眼”。在几乎平涂色块的背景处理上，这些枝条更显示了丰富的色彩变化。

创作时我几乎不刻意追求画面的空间感，只讲求画面色彩关系的处理和画面各种对比关系的层次安排。点、线、面的构成是画面形式感的基础元素，当绘画抛开了主题性时，现代主义画家更多关注画面形式语言的探索。空间意识被弱化，透视规律不再被奉为宗旨之后，绘画回到最本质的表现。从后印象派开始就有不少大师进行这方面的艺术实验，他们的经验给我不少启发，尤其是凡高的用笔、马蒂斯对色彩关系的处理，还有毕加索多视点的理性分解和重构，维亚尔画面的形式处理等。作品《南国林涛》（2004年，38×46cm）就是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尝试，整个画面是以点线、面的构成形式出现，没有明确的主题，只有抽象的形式。不同的点状笔法使画面产生了质感的变化，几块灰色块的形之间有一种势态形成了一股向心力，围住画面中零散不规则的散点，通过间杂安排小面积、高纯度的红黄绿小色块使这个部分成为画面的主体。那些看起来随意的用笔是经过了仔细推敲后安排的。在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我着重于画面形式感的处理，也考虑笔触和肌理质感的关系。同样地，在《山野》（2005年，73×54cm）的构图和形式以及笔触的处理等与《南国林涛》有许多共通之处。此外，我在作品《北方-旱春》（2005年，160×180cm）中，仍然继续画面形式的探索，落笔之前对于构图进行过思考并根据现场写生的经验安排了画面的线形框架，这件作品基本是点、线条和色块的结合，高明度低纯度灰色系的细微变化产生的画面平静感和线的波折动感之间的对比。画面前方的线条硬直，而画面后方的线形浅淡。为了突出画面的节奏感和松紧关系在画面的主要部位加强了黑白对比和造型的的变化，笔触也处理得更厚重，与画面其他部分的平缓用笔有所不同，这样的处理使画面的各种对比关系更加丰富。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变化。同时我认为笔触的表现力和节奏感对传达情绪的作用也不能忽视。作品《北方-旱春》没有像《山野》那样处理成高纯度的色彩对比关系，而是更多考虑色彩与表现形式内容和情绪的需要。《绿韵》（2000年，58×60cm）的创作主要是从形和色彩关系角度去表现它，从画面外围的冷色调的蓝绿到中部的黄绿暖色调的色彩冷暖对比，为了与满眼鲜艳的绿色进行对比，白色灰色的树干被处理成偏红的色彩。对比色的运用使画面更响亮。树形的处理上注意了空间疏密的安排，树叶被处理成各种点状的变化。在绿色系的主导关系中，形的变化加强了画面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沙家浜》(2005年，80×65cm)是一件高纯度色彩对比的作品。在色彩表现方法上，吸收了野兽派的色彩表现法，马蒂斯认为空间是依靠色彩来表现的而不是光线和透视构图上。不同的色相不同的造型分布拉开了画面的结构层次，丰富了画面语言的表现力。

对于我来说，写生就是创作。我的创作离不开能够触动心灵的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五彩缤纷的大自然总能不断地增加我鲜活的感受和创作活力，如果总是被动的描摹自然就会失去画画的兴趣，而主动的表现就会把握好主客体与绘画的关系。

创作和学习是一体的，古往今来的画家们无不是在学习和借鉴他人的过程中成长。西方绘画的传统是一条绵延不断的河，即使是在号称破坏一切和颠覆架上绘画传统的后现代艺术实验的大潮汹涌之际也未曾枯竭。人类视觉审美需求决定了它的存在。美的法则不一，可归结为“万变不离其宗”。在艺术技巧花样翻新的时期，怎样增加艺术内涵和突显个人审美情趣也是画家努力追求的目标之一。在现阶段的创作中如何的表现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并逐渐地让自己的绘画语言清晰可辨，是我当前所要努力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