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诗史，无数文人骚客留下了不少歌功颂德的文字，如李白有《清平调》三首，杜甫有《三大礼赋》，苏东坡有《春帖》若干，严嵩有《青词》无数，除了在他们的诗文集中登载以外，有几首被文学史所记忆？即使如李白的《清平调》，杜甫的《三大礼赋》，除了华美的词藻外，往往成了文人无行的反面教材。当然，这些词章在当时高高的被拱之于“主流”之中，享盛名于庙堂之上，但毕竟无法像《梦游天姥吟留别》、《三吏》、《三别》这些旷世名篇一样千古流芳。即使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杨雄《羽猎赋》，辉煌豪华如此，又岂可与屈子之《离骚》，贾生之《吊屈原赋》同日而语。历史往往要开一个玩笑：大多数当日的“主流”，后来都成了边缘；许多当日的“边缘”，后来都成了真正的主流。
再论画史，中国自唐代已设待诏、侍奉，五代时，西蜀、南唐均设置画院，遴选优秀画家为皇室宫廷服务。宋代又置翰林图画院，搜罗宫廷画家，按帝王需要发展艺术生产力，可谓辉煌于当世，但是，画史上却独称道“文人画”，而把上述皇帝喜好的“主流”画家贬称为“院体画”，或“院画”。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有《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云：“宋的院画，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这可谓对“院画”公允的结论。即使如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清廷四王的山水，工细堂皇到了极致，似也难与苏轼的《枯木竹石图》、吴镇的《渔父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以及徐渭的《榴实图》、八大的《孤禽图》、龚贤的《云壑松清图》相媲美。何哉？“文人画”乃中国艺术的文脉也。论绘画艺术，阎立本、王时敏辈均乃高手中的高手。但中国人论画，从来不取唯技术论。
论到书史，则更是“字因人贵”。不过，这个“人”绝非论其官职大小的“官人”，而是品节高尚的“高人”。我仍然要引用苏东坡的那句千古名言：“古人论书，兼论其人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这个“工”就是技术。有技术，倘若人品不高，却不令人宝贵之。远的不论，就拿明清时代的“馆阁体”来说，能在“馆阁”中任职写给皇帝看的字，岂非大官僚所为？但“馆阁体”书家传世者几何？倒是“七品官耳”郑板桥，“完白山人”邓石如书名垂青史。在康、乾盛世，郑板桥、邓石如当然是“边缘”人物，是见不到皇上，轮不到为皇天后土歌功颂德的“非主流”，但他们才是艺术历史座标式人物。
绕了这么大一个圈，才说到石竹山人徐寒先生，何哉？论徐寒的诗，他不是中国作协的会员；论徐寒的画，他不是中国美协的会员；论徐寒的书，他不是中国书协的会员。在今天这个吃官饭，讲身份，论地位，争头衔的文艺界，徐寒当然是一个“非主流”的“边缘”人物了，我们有必要来谈论他吗？──徐寒是一位著述等身的学者，又是经济学家，当然他完全有能力、有机会甚至不费劲地早早地从这些基本商业化的协会中“弄”到一个会员证或什么职官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那么徐寒的诗、画、书的排行在那里？
徐寒自己说：“对画，我只是喜欢；对书，我只是爱好；对诗，仅有点感觉，却没有经过什么专业训练。所以，自己从不轻言自称书家画家诗家。”（见本书作者《后记》）以我观之，这“喜欢”、“爱好”、“感觉”倒真真正正是艺术的“门坎”和“入场券”。有“喜欢”便有爱恶，形之于诗，便是诗心。“诗心”其实就是“天地之心”。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解释“复”卦的彖辞云“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提出了运动观的命题。程颐认为天地万物，无时不在变化之中，无一息停留。而“心”者，正是这天地变化运动的“象”，是其表征和反映。陈传席先生在为本书作《序》时说：“徐寒以道德当身，不可以物惑，不愿损气节而就时运，遂折翅而陨殁。”这里说的很清楚，徐寒的诗、画、书并非无病呻吟之物，也非求名求禄之物，乃是其在“折翅而陨殁”后“涵咏”“道德”与“气节”之物。太史公云：“《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就是《文心雕龙》所论及的“风骨”。刘勰云：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文心雕龙•风骨篇》）
徐寒是生活的奋进者，他曾驰骋风云；徐寒是政坛的失意者，他曾历经艰辛。故他有《高节青云》，有《岁寒幽意》，有《金英寂寞》，也有《犯颜开》，《冰心情》。他以石竹、秋菊、雪梅、幽兰作比兴以赋其志。请听：
六月飘雪树木青，
不在人前说生平。
新诗吟得书画后，
月明寒石竹有声。（《石竹知己》）
“生平”际遇引人入胜，“六月飘雪”催人泪下，“新诗”与“书画”令人深思！有景有情，有色有声，风骨嶙峋，令人动容！试想，一百年之后，人们翻开此书，想见其人其文其艺，岂不令人领略到郑所南、龚半千的孤怀？能不让人感受到八大、傅山的遗恨？
你的画也许比四王还工细堂皇，但没有自拟的题画诗，意境何出？你的字似可以乱真《圣教序》、《争座位》，但你抄的是古董唐诗，这与你自已的生活何干？要知道，此时、此地、此人、此事，方才是百年之后的历史记忆与艺术记忆。
今年初，《美术报》登载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文抄体：书法的终结》，并转入了中国书法在线网上。这是一篇好文章。文章起首就引用了刘熙载《艺概•书概》中的一段话：“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徐寒之诗，之画，之书可当此意。在今天书坛的“文抄体”时代，徐寒的意义是不是被显现出来了？！古人云“下笔作千秋之想”。倘百年之后有人论其诗、其画、其书时，尽管有不尽人意之处，有技术不工之憾，但实在有徐寒其人其文其心其迹在！这就是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关于《城市姑娘》的信中所论述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这一个”。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这不可“转”，不可“卷”的，就是徐寒的诗、画、书的风骨所在。论诗有“赋、比、兴”三法，徐寒之诗、画、书往往多“赋”而直抒心意，确实少了些“一波三折”荡气回肠的“比”、“兴”之法，而恰恰“肖乎”其人的骨骾豪放与直白。它像一潭清水，清澈见底；又像一弯明月，玉臂挥寒。“斗酒狂来放笔行，半是青山半是云。日暮竹下清风起，举杯石上呼月明！”(《石竹醉月》)。徐寒好酒，且饮酒放怀从不“踩假水”，尤见其人性情。朱中原称：“徐寒其诗书画文一如其人，虽在闹市，却无闹市之浮华，不落时人之俗，有文人奇士之风，堪于古人汇通。”可谓的评。
癸未中秋，我曾为《徐寒书画作品集》做过一序，题目叫《竹下石上有奇观》，曾引蓝玉崧先生生前称评徐寒的话而论之，云：“清才独标，具见性灵。”蓝先生可谓有知人之明，知事之明也。“高节不随霜雪变，石上清影如故人。”这是徐寒的自许，亦是徐寒的自励，它具有客体和主体的双重批判价值。人说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这个超越了激情之后的年代，是一个犬儒主义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骨销尽，他们的兴奋点已从人文领域伸向了商业领域、仕途领域，而成了峨冠博带争宠“主流”的侏儒，堪称“高节已随霜雪变”了。徐寒仍然如蓝先生的预见，“清才独标，具见性灵”，风骨蕴于内心，激情溢于纸面。论其诗，观其画，品其书，岂不受之感染而嗟叹之？！
值此新著杀青之际，我且借用徐寒之诗《催春回》中的春风春花以贺徐寒吾友。诗云：
南窗北望月烘霞，
一夜吹香到我家。
笔底春风挥不尽，
东涂西抹开满花。
且代为序。
己丑处暑于二味石榴堂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