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次对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教学及创作历程的文献整理以1992年作为开端，也许是个巧合，但放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坐标上，却具有显著的文化意义。文革后的中国，1992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众所周知的“南巡讲话”后，中国社会的转变显而易见。转变的显现几乎呈现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国民经济、政治氛围、日常生活、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等。社会的剧变不可能不影响到艺术创作，后者存在于整体的社会文化结构之中，它与其他社会文化元素以一种共生的方式存在。
也正是在1992年，川美油画系第1届学生年展拉开帷幕。作为展示在校学生艺术作品的重要平台，年展制度对于促进学生创作活动及年轻艺术家个性培养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它不仅可以通过竞争机制促进学生的艺术思考及个性呈现，同时也在评选过程中将一些基本艺术理念潜移默化地传达给学生。年展制度仅仅是油画系最近一些年新教学举措中的一个缩影，回顾过去，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不断变易、敢于否定的教学态度。早在1989年，老系主任夏培耀放手让年轻教师张杰、庞茂琨、杨述等人建立起实验班，允许他们以“承包”的方式安排自己所负责班级的教学工作，允许年轻人无所畏惧地实施自己的教学理念。到1990年代中期，油画系部分教师敏锐地感觉到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的热度并建立起强调媒介综合的第三工作室，开始将“填平鸿沟”的后现代理念引入教学，引导学生将视野跨出传统油画范畴之外。这种精神似乎存在于此系科的基因之中，从1962年建立“博巴”体系实验班的大胆举措就可以初见端倪，在苏联美术教学体系一统天下的时代，允许罗马尼亚“博巴”教学体系的存在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
从1990年代起，川美油画系的整体创作风貌出现了新的倾向，我将其称之为带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寓言性绘画，它与之前的乡土绘画、油画语言探索及现代主义风格模仿有着较大的差异。大约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个系科开始出现人才井喷的状态，它所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艺术家，如今在中国当代艺术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新局面的出现无疑和教学层面的变革有着密切关系，也与油画系的教学理念及整体氛围相关。下文我会较详细地从教学变革、感觉逻辑、传帮带关系、个性化理念几个层面来阐述教学与创作的张力关系。不可否认的是，油画系的创作也面临着一些批评的声音，主要矛头指向“潮流化”与“商业化”倾向，但系科内部对个性化的强调似乎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这也将与之形成一种有利的制衡关系。
任何艺术现象的出现都是处在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社会、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多重坐标之中，它不会凭空诞生，也不会突然中断。过去的已成历史，但每一段艺术史总处在一个上下文关系之中，它由“前艺术史”所孕育，与彼时千头万绪的文化线索交织在一起，又会不停地在整个历史中进行“播撒”并影响到后来的艺术史。所以，新的绘画倾向的出现，不仅可以在1990年代油画系的艺术教学及创作氛围中找到因子，也与整个川美乃至更大的社会文化环境相关，甚至可以在1980年代的历史中去寻找线索。本着这样的视角，我将对这一批艺术家在1990年代的艺术倾向及“互文”关系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并进一步考察他们一直延续至今的艺术创作。（文：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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