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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教育展资处副处长林慧娴女士
对于未来博物馆而言，并不仅仅是存储作品和传播知识的地方。对于走在世界前列的博物馆而言，它们更愿意将之视为一个城市的概念。未来博物馆将以三维立体的方式呈现给参观者，不再是以往单一视觉的概念。展览的空间也不再局限于博物馆本身，形式多样的数字化和模拟可视化信息，共同组建出宛如一个城市般庞大的空间。而在这种大环境下，公共教育和学术研究也搭载了更多更丰富的形式，来改变生活和个人体验。
首先，未来发展完备的美术馆所要承担的公共教育职能并不会像现在这样简单，除了要将公众持续不断地吸引到美术馆中接受艺术熏陶外，更应该充分利用公众进入美术馆的短暂时间，完成一系列的信息传输工作。对于没接受过系统美术教育的普通公众而言，展览的盲区是切实存在的。很多观众只能走马观花地看一遍作品，无法真正掌握欣赏作品的关键。这在一些世界闻名的博物馆里也是一个难以攻克的问题。比如说梵蒂冈博物馆，因为占地面积和年代久远的问题，光凭讲解机导览对于观众的帮助并不全面。而书面说明则过于简单不能涵盖足够的信息量。未来就应该在这方面提供全面完善的帮助性服务，除了利用大量的志愿者来对展览及作品进行讲解外，还应该从硬件设施上下功夫，无论是展签还是宣传手册、画册等，都应该与以往不同，这些配合展览的公共宣传教育手段都将是使观众深入了解艺术的强力辅助。有些博物馆已经开展了类似的先期工作，比如日本的美术馆就非常注重展览手册的设计及内容呈现，他们力图用这样一种可以被观众带走的纸质宣传物来将美术馆的影响从参观的短时间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
另外，利用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来进行美术馆的宣传教育等也会越来越多地占据美术馆公共教育的比重，建立一个完善的资料性强的本馆网站应该是未来每一个馆藏丰富的美术馆所应该做到的，利用网络便利达到公众足不出户就能进行欣赏研究的目的，会弥补很多观众无法到场观看或者错过展览时间等的遗憾。而且数码类藏品的增加也决定了观展模式的转变，这也要求博物馆对新技术的反应周期更短更及时。当今世界虽然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注重数码技术的运用和虚拟收藏的重要性，但因为工作的延续性和需要长时间的工程建设以及大量资金投入，博物馆的三维立体数码化只能说是刚刚开展，还远未到达成熟阶段。在这方面台北故宫投入和运营得相对较好。而为配合新的高科技手段的使用，对于观众和工作人员的相关技术运用说明就显得愈发迫在眉睫。在学术研究方面，新科技的广泛运用在艺术品保护、研究、交流方面都起了居功至伟的作用。相关的文物复制、立体3D图像建模、历史推衍等等，都让旧有馆藏重获新生，而不同知识的碰撞交流也使得研究成果一日千里。未来博物馆的相关科学技术手段运用会更加先进和成熟，这意味着研究领域也会前所未有地拓展，这对从业人员的个人素质又有了新的要求。
其次，未来的美术馆应更加注重志愿者力量的扩充及利用。未来美术馆中志愿者的人员组成应该涵盖多方面人群，这样既可以扩大志愿者队伍，又可在展览讲解时对人群有所针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志愿者的服务对象除了进馆参观的群众外，还应该扩大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带着各种美术馆资料走入到残疾人群、监狱人群等特殊人群中，让他们可以在暂时无法走进美术馆的时候，同样享受到来自美术馆的艺术教育。而志愿者的水平受博物馆所在地域和历史文化影响而有所区分，不同的博物馆需要有自己的特殊对策。并没有一套标准培训流程可以运用，这在未来美术馆的运作中是一个挑战。
未来美术馆在公共教育活动的安排上应该与现在有着极大的不同。未来美术馆所举办的活动应该冲破这些限制，将举办活动的时间灵活化，不为了配合某个展览或者某个节日来举办活动，更应该将这些活动日常化、常规化，并且极大地开放活动的参与度，让更多的市民及孩童参与到其中。作为公共设施，美术馆的活动安排上除了要体现其专业性及独一无二性之外，还应该立足于民众，提升活动的可参与度与趣味性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家庭和学生项目”正是其中的佼佼者。除了数千张家庭招待票之外，这个项目还包含了游览、家庭电影、艺术写作、绘画和艺术企划等更丰富的内容。同时博物馆还设计了许多可供学生自己动手制作艺术作品的材料，以激发其创造性。通过类似这样的综合性活动，美术馆不但可以整合资源，还可以一次性达到多重公共教育目的，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实现性。
未来美术馆还应该在现有的“分龄分众”基础上更加细化和具有地区特质。除了对弱势群体、特殊群体等族群进行划分之外，还应该根据参观者的兴趣倾向等进行更清晰明确的定位。在合作机构上，也应该以此为要点，和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大学、教育机构展开广泛合作，达到艺术结合专业教学的跨领域合作，从而达到未来美术馆成为大众终身学习和推动社会艺术人文发展的机构的目标。惠特尼美术馆开办的长达40年的独立研究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关于从过去到未来公众教育的分众性的范例。
当然，以上简略的几点并不能以偏概全地将未来美术馆在公共教育方面的作用及措施一一涵盖，但管中窥豹，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的美术馆定位中，公共教育将会占有非常大的比重，美术馆不但可以借此来全面实现其为公众服务的最根本目的，更可以通过自身的这项职能为公众带来全民的艺术教育，也只有实现了这些之后，美术馆才能更进一步地挖掘其更深层次的社会职能及教育意义。
“国立”故宫博物馆
台北故宫的教育部门主要分为图书文献馆、虚拟博物馆、协助学校进行教学的相关资源、故宫e学院、儿童园地和教育活动等。图书文献馆主要是不断更新完备中西方各类文献的数码版本以供使用和查询。虚拟博物馆则是动态线上博物馆导航，让第一次前往博物馆的观众也能对馆藏和相关设施有直观了解。故宫e学院则包含了3D文物鉴赏和各色线上课程，更重要的是故宫文物知识已经融入了国小、国中的艺术与人文教科书，达到更深入的普及教育作用。儿童园地则是以儿童学艺中心为主体，让儿童参与文化艺术活动，在快乐中学习到知识。而教育活动则更多的以家庭为主体，让大人和小孩都参与到活动中，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比如为配合现在进行的“金成旭映-清雍正珐琅彩瓷特展”，台北故宫就特别推出了会持续到4月中旬的，专门针对国小1年级至6年级儿童及家长组成的亲子团体的“彩瓷纹样大观园-珐琅瓷砖彩绘”亲子活动。这个活动会介绍本特展的各式彩瓷类型、制作方式以及雍正珐琅彩瓷的特殊纹饰样貌，进而使参与者了解清雍正时期宫廷艺术的重要成就。
为了了解更多的关于博物馆公共教育的资料，艺术银行特别专访了台北故宫的林惠娴副研究员，更全面和一手地了解台北故宫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
ART BANK=A
林惠贤副研究员=林
A：台北故宫的教育部门在整个博物馆的发展中占怎样的位置？对于其整体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
林：可以说越来越重要，在台北故宫的运行中起到教育推广的作用。正如前院长周功鑫所言，“教育是博物馆的灵魂”，这正是博物馆的基础。周功鑫女士将台北故宫定位为“成长团体”，正因为博物馆的教育是一种自学，也是终生学习。
A:据我们所知，台北故宫在公共教育方面是有一定优势的，请谈一下在这方面比较前沿的探索。
林：主要借鉴了美国博物馆的做法，在网络数码化上做得比较多。比如说裸眼3D藏品演示，古今结合的动态导览，馆藏文献的大量数码化线上查询等等。更多的在于区分观众，比如年轻人，以家庭为单位，老人，专家团体等等，还包括台北故宫一直在做的，针对特殊观众和弱势群体的相关服务。比如说专门为监狱关押犯人举办定期巡展，让他们也能增长文物相关知识，也丰富业余文化生活，这就是台北故宫的一项特色。而大量使用志愿者也是为了让公众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博物馆的运作中。每一个志愿者都要进行严格的上岗培训，这不但是对观众负责，也是对志愿者本身的一种再教育的过程。
A：台北故宫开展的文化创意产业研习营在业内尚属首创，能谈一下它的缘起和目前的发展状况吗？
林：主要还是分众活动的需求。目前台北故宫的主要收入来自门票、礼品店、餐饮服务、品牌授权等。数千种衍生商品和近百家合作厂商使得合作领域空前宽广。研习营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训练”，一个提高从业者素养的契机。在研习营中，台北故宫从藏品到文化都可以成为相关厂商的文化创意滋养平台和灵感来源，拓展了设计者的视野和对文化的理解，从而双赢。目前研习营反响很好，设计的教育领域也从瓷器等有形收藏发展到京剧、东方香料、茶席等更关注精神世界的教化上。
A：随着艺术的发展，新媒体的介入，像台北故宫这种老牌美术馆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学术部门是否也有相关困境？你们是如何应对这种发展的？
林：其实我们并不认为新媒体是一种困境，相反，是一种绝大的助力。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及时更好地和公众进行交流，遇到问题也能够更快得到反馈和解决。而且新媒体的介入使得我们和其他博物馆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彼此之间的相互交流借展能够更好更频繁地进行，Facebook和Twitter这类的社交平台使得台北故宫能够更活泼地和现在的年轻观众达到共鸣。再比如借助新的技术我们已经可以实现复制文物进行出境展出，也可以通过多媒体媒介更形象立体地使观众和藏品有更深入的接触。
A：在您看来有没有一种比较完美的适应未来美术馆的公共教育模式？
林：关键还是在于不权威化。以观众为核心，更加民主化，让观众拥有更多个人经验观感的博物馆公众教育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目标。让文化艺术成为一种大家都参与并且热爱的自发性的活动，而非拥有强大距离感的权威地位体现，这才是未来博物馆需要做到的。而且博物馆的公共教育也需要更多地跟上现今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好地为观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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