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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庆
2012年，广东中山市3630名符合条件的城区应届小学毕业生参加派位，第一次以1：1的比例派入市一中和侨中，共有900名城区小学应届毕业生成功派到市一中、侨中，名额各450名。政协委员胡文坚针对小升初电脑派位提出建言，称“电脑派位是教育最大不公”。他指出，市一中、市侨中学派位分配不均衡，纪中也应纳入“电脑派位”的行列。
电脑派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摇号。中山市在教育资源有限的背景下想出“电脑派位”一招，倒也不足为奇。值得反思的是，摇号是随机的，大家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拼运气，如此看似公平的分配方式，缘何还让很多人“头疼”，甚至斥为“最大不公”呢？
很大程度上讲，“摇号时代”只是“排队时代”的代名词，都是指向稀缺资源分配问题，只不过前者在分配方式相对公平方面有所进步。尽管如此，“摇号时代”并不能被作为社会分配趋于公平的正系数，相反，“摇号”的领域越多，越反映资源分配问题的严重性。这是因为，如果说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排队问题是生产力不足造成资源稀缺而引起的，那么，现今的“摇号时代”让人不满则更多的是由公共资源分配不均所引起。
以保障房摇号分配为例。公众一方面感叹于
“摇号”过多不胜其烦；另一方面，恐怕更是“头疼”于摇号本身无法抹平社会不公，甚至在制造新的不公。再说，让摇号决定命运的总是普通阶层，这本身何尝不是一种不公？中山小升初电脑派位则存在同样“阵痛”，正如一网友质疑，一中和侨中这么优越的教育资源，为何被城区独占？为何市属的财产不属于全市共有，这就是中山教育矛盾的地方。
往更深层次讲，公众对摇号头疼根本上是担心它会豁免资源提供者，比如政府部门的天职。要知道，摇号的“多发地”往往都出现于公共服务领域，例如入学、住房、看病等，这些领域又往往关乎百姓切身利益，不可等闲视之。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地方在解释缘何摇号时往往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能满足一部分家长[微博]和孩子的需求”，这种安于抑或放任公共服务稀缺的思维令人担忧。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例如在保障公民享有同等受教育权问题上，职能部门显然不能只是将有限的教育资源摇号了之。毕竟，“运气差”的公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始终存在，而且维护底线公平是职能部门的应尽义务。因此，摇号让百姓头疼的同时，更该让政府头疼——为如何尽量供应充足的公共资源以减少
“摇号”而头疼。
需要提醒的是，根治头疼的根本方法固然是要继续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以有效解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公众服务，这不仅需要政府从公共财政拿出更多的公共品，还需要政府以切实体现公共品的公共性为目的，着力进行制度设计。例如“摇号”领域往往具有行业垄断、资源稀缺性等特征，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还有必要及时破除垄断、增强市场竞争、加大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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